您還記得“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的社會活動嗎？長城是我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人類文明的瑰寶，《北京日報》先造輿論，又發起募捐，海內外炎黃子孫熱烈響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項保護曆史文物的工程得道多助，幹得有聲有色，成績斐然。於是創造了一條好經驗：大家的事情大家辦。
報社的記者本著為北京市民辦實事、造輿論的精神，兩年前又抽出專人進行社會公益方麵的調查，提出了“公共廁所亟須進行一場革命”，11家單位聯合籌辦“文明工程基金會”，第一項活動就是改造公共廁所，並且發起和組織“北京城市公廁設計大賽”，動手興建38座現代化的公廁試點。公共廁所，遠不如萬裏長城那樣偉大，那麼具有號召力，然而這個不登“大雅之堂”的問題，現代化城市發展中的文明“死角”，一旦被揭開，便在國內外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和熱烈議論。大家認為這是進入小康社會的實證，外國學者通過這件“小事”，也看到了“北京邁向現代化文明城市的步伐”。您想過嗎？“廁所革命”，原來是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人類進入環境文明新時代的標誌！
前人把生活內容概括為“衣食住行”。今天有人提出再加一個字，“衣食住行廁”，您聽著有點兒別扭吧？我讚成加個字，“衣食住行衛”，衛就是衛生，就是環衛，中有創造優美的環境，才談得上生活質量，衣食住行才能脫離低級的原始狀態。廁所文化，正在衝擊著我們的傳統觀念，乃至生活的方方麵麵。
這是誰都不屑於談論的話題，卻是誰也無法回避的問題。“如廁難，難於上青天！”華夏中州的情形果真如此嗎？
15年前北京街頭還存在到處排大隊的景象：吃飯難，理發難，乘車難，住店難，縫衣難，買菜難……為了憑本購買冬貯大白菜，我和妻子都得請事假，全家出動，晝夜輪班排大隊。著名導演陶金從廣州來北京送審影片，先住澡堂子，天不亮就被請出去，又在電影局的辦公桌上睡了幾夜。理發得拿號。上飯館得站在用餐者的背後等座位，搶椅子。出差去趟深圳，受朋友之托，要從沙頭角買回來幾把折疊傘……往事悠悠，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經濟發展，生活中這些老大難問題迅速得到解決，惟獨如廁難，還長期困擾著幾百萬市民和高高興興來到北京的中外客人。
排隊上廁所的窘況比排別的隊更難堪。尤其是早晨，住老式平房的上班族時間有限，大雜院裏的茅坑根本沒指望，便紛紛聚到公共廁所門口排隊--這還是文明的，更寒磣的景象是廁所裏邊，沒有隔斷，更沒有隔間小門，一切沒遮攔，內急者臉對臉地站在蹲坑人麵前，一個剛提褲子另一個就上崗，惟恐被別人搶占坑位。上海有所謂的人精，專門在這“排泄高峰時間”作怪，不拉屎也占茅坑，給他幾塊“占位小費”才把坑位讓給您。
上海除了導遊、導購之外，還出現了“導廁”，當然是有償服務啦，以及出版發行140頁的《上海市區公廁指南》，被譽為“無可奈何的暢銷書”。大上海有這樣的打油詩：繁華鬧市亂紛紛/行人內急心如焚/借問公廁何處有/百萬馬桶鎖家門（上海弄堂的老式民居，沒有廁所，仍然大量使用馬桶）。紐約也有《公廁和洗手間指南》小冊子出售（我在上海和紐約的大街上，親眼見過麵對牆角解決問題的）。也許咱北京人還沒想到這條生財之道。不過，數以百萬計的流動人口，在北京的大街上要找個方便之所也很難。譬如繁華的西單北大街，購物者摩肩接踵，一公裏半的路段上卻隻有一座公廁，您若急不可耐，哪兒去找它？就算找到了，也沒有空位“虛席以待”呀。熱心記者在此處作過統計，平均10秒鍾就進出一人，可見這座公廁利用率之高，以及“供求關係”之緊張。
《光明日報》有篇文章說“如廁難於上青天”。太誇張了嗎？我看，公廁數量少，曆史上的布局又不合理，跟不上改革開放的形勢發展和外來人口激增的需要，是造成如廁難的原因之一。目前北京市區有5萬7千多個公廁，其中，各單位的內部廁所約5萬個，基本上不對外開放；旅遊景點興建1千多個公廁，被稱為“旅遊公廁”，“涉外公廁”，因為外賓對我們的廁所意見太尖銳，不抓緊解決就會影響旅遊外彙的增收；屬於環衛局管理的老式公廁6800座，70%在小胡同裏，被稱為“街坊廁所”，外地客人很難找到；繁華地區、主要街道僅有200多座，這才是“真正的”公共廁所，供200萬流動人口使用，可謂萬人一廁。建設部明文規定：城市居民2500-3000人應有一座公廁，幹道500-700米應有一座公廁。《北京市公共廁所管理暫行辦法》對公廁數量、檔次、清掏、改建、處罰等皆有明文規定。然而難以落實，“攔路虎”比比皆是，最大的障礙還是在我們的頭腦裏、觀念中。
聯合國有關組織已經給我們亮出“黃牌”：中國城市人均擁有廁所的數量居世界末位！
女記者司馬小萌在《北京晚報》發表一組實拍的公廁照片，同時寫道，“每逢上街，我最怕上廁所，一是經常找不著，二是臭味兒能叫你惡心好半天。”她公開責問，“泱泱大國，文明古都，能讓廁所難為本國人，嚇跑外國人嗎？”
我從心眼兒裏歡迎這樣的“黃牌”和責問。然而，咱們的許多同胞，為什麼如此輕視廁所，鄙視廁所，瞧不起環衛工作，乃至屢屢發生辱罵、毆打環衛工人的醜聞呢？這不妨從落後的傳統觀念裏找找根源。
溷，這個漢字很形象，字義有三：肮髒，廁所，豬圈。自古以來就把廁所和豬圈等同，都是造糞的肮髒處所。
我在京郊平穀縣的農村下放三年，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還共同使用農戶的“漏茅房”--它與露天的豬圈聯為一體，人蹲在兩條木板上，排泄物直接“漏”到豬圈裏去。最要命的是那口大肥豬，一見來人，便哼哼哧哧地把腦袋伸到您的身下，張嘴等！頭兩次，嚇得我立刻逃跑，萬一被它咬一口，還怎麼“煥發革命的青春”呢？但也不能老往青紗帳裏跑哇，看看房東一家人，以及別的下放幹部，誰也沒讓大肥豬咬過，這才暗自進行“思想鬥爭”，咱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怎能在危險麵前當逃兵？仔細觀察一番，那圈坑比茅房矮一截，大肥豬不會跳高，咬人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安下心來，久而久之，也能習以為常。我們下放幹部之間談話很隨便，卻是不屑於談論“漏茅房”，因為誰都承認它本來就是又髒又臭的地方，有什麼好說的？後來發現，縣城裏降價出售一種“高溫消毒”的熟肉，當地俗稱“豆肉”，因為肉裏邊有無數個黃豆粒兒大小的“瘤子”。下放幹部郝大夫說：“吃不得！那些小肉瘤是寄生蟲造成的，高溫消毒，就算殺死了寄生蟲，也消除不了毒素。唉，沒辦法，農戶養豬，讓它吃人糞便，我看是傳播寄生蟲的渠道。”那年月，她也沒勇氣提出什麼建議來。“文化大革命”過後，在報上見到平穀縣改造“漏茅房”的消息，我很興奮，卻沒把它與精神文明建設聯係起來，也沒寫文章擴大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