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戰國時期出現的《易傳·序卦》，也將天地和人類祖先合並到宇宙論中。它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措。”《周易·序封傳》。它認為，人類社會文明的產生離不開兩性和家庭，而兩性和家庭則是自然（“天地”、“萬物”）的產物。這種樸素的自然實在論觀念，將“天”和“祖”並列，並將“天”置於“祖”之前，透露了中國古人祖先崇拜的宇宙論根據；同時，這種觀念把以父子關係為軸心的家庭關係——實際上就是宗法血緣關係，亦即所謂“親情”，當作社會文明產生的基礎。
上述有關“禮”的思想，使祖先崇拜禮儀和上天崇拜禮儀一樣，具備了關於宇宙根源和人類生命的意義。祭祀祖先禮儀後來發展成為儒家最基本而又最典型的禮儀，並非無源之水，而其中最顯著的特征是祭祀的人文意義。
《禮記·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嚳為遠古“五帝”之一，周人祖先後稷為帝嚳的元妃所生，後稷還發明了種植莊稼，所以被視為周人的始祖。在後稷與文王之間，還有公劉等十餘位祖先，但在周人的祭祖活動中，他們並沒有獲得特別的重視。為什麼呢？因為周人製定了特殊的祖先祭祀原則。儒家經典《禮記》將這個原則表述得很清楚。它說：
“夫聖王之製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穀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禮記·祭法》。這段文字原出於《國語·魯語上》展禽批評魯大夫臧文仲“無故”祭祀海鳥的不當行為。《禮記》對此有凝練修改。
意思是說，人們祭祀祖先，不隻是祭祀自己的血緣祖先，特別要祭祀那些在宗族文明發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貢獻的祖先們；不隻是要祭祀那些生前“有功烈於民”的祖先神靈，而且要祭祀那些能對人類生存、發展有利的自然物，如日月星辰、山林川穀等。帝嚳、後稷有始祖的地位，後稷還有發展農業的功勞，文王、武王則有開國之功。在周人的祖先祭祀中，“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符合上述的祭祀原則。
古人祭祀祖先的基本原則也許可以這樣概括：凡是有利於人類生存和發展、有利於人類文明的保持和發展的人或物，都可列入祭祀對象。這樣的祭祀對象，所祭祀的神靈人文因素非常突出。同時，這也充分說明，周人的祖先祭祀原則，強調祖先的貢獻，已經突破和超出了宗法血緣的限製，突出了一般的人類文明創造的意義。
充滿人文精神的祭祀原則，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春秋時期出現的“三不朽”說，就是一個例子。有人將家族世代有人做官看成“死而不朽”，魯國大夫叔孫豹不同意這個解釋。他說：“以豹所聞，此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祀，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按照叔孫豹的意見，官位高，俸祿多，都不足以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才可能永垂不朽。
重視祭祀禮儀蘊涵的人文精神，在古代中國綿延不絕，形成了悠久的傳統，與孔子關於“禮”的思想有極大關係。眾所周知，孔子重視“禮”，“所重，民、食、喪、祭”《論語·堯曰》。孔子關於“禮”的思想有一個顯著特點。他特別強調“禮”必須以“仁”愛（一種以“親情”為起點的自然感情）為基礎，“禮”的實施，又是表達報本思親、教育子女、宣揚“仁”愛精神的有效途徑。比如，孔子感慨地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論語·陽貨》。意思是說，禮儀活動，難道隻是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禮品嗎？他這句話，隱含的意思是，人們在進行禮儀活動時，內心還應該對禮儀活動對象有真正的內在感情。孔子將這種內在真實的感情叫做“仁”。在孔子看來，在各種禮儀活動中，禮品、禮儀等，都是有形的表麵的東西，真正重要的是禮儀形式所蘊涵的禮儀內涵和禮儀精神，是施禮者、參禮者以及觀禮者對於行禮對象的內心真實感受。比如，關於贍養父母，子女同樣地給父母飯吃，但如果子女對父母沒有必要的、真正的尊敬的情感，沒有孝心，那麼，贍養父母這種禮儀行為和養狗養馬有什麼區別呢？《論語·為政》：“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