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啟
唐代對外開放，外交活動活躍，唐長安城內外來人口很多，有突厥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天竺人、回鶻人等，應在5萬人以上，甚至超過10萬。受胡人影響，唐長安城內胡風大為盛行。“大批流寓而來的波斯人和粟特人，帶來了自己的文化、習俗和生活方式，那些流亡的王室貴族還帶來了許多手工藝匠人。這些人在長安生產和製造波斯風格的美術工藝品，使其廣泛流行”。“胡風”影響了唐代的生活生產，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中國瓷器的發展就與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分不開。自創燒以來，瓷器就受外來文化影響。佛教傳入中國，瓷器就有佛教文化的色彩，如三國時期越窯穀倉上除樓台亭閣、人物、飛禽走獸外，還有佛造像。兩晉南北朝瓷器的外來文化特色增多：1983年南京中華門外長崗村晉初墓出土青瓷釉下彩盤口壺，高達30多厘米，堆塑有異獸、羽人與佛像，是佛教與神仙術題材；北齊範粹墓出土的白瓷蓮瓣罐與李雲墓出土的黃釉彩蓮瓣罐上的蓮瓣紋、忍冬紋都是典型的外來紋飾；南朝齊明三年（公元485年）武昌何家大灣劉凱墓和梁代南京林山墓出土的蓮花尊，1948年河北景縣封氏墓群出土北朝4件仰覆蓮花尊，其上麵的紋飾除仰覆蓮花外，還有飛天、菩提樹葉等，華麗脫俗，受佛教藝術影響。此外，瓷器受到伊斯蘭教文化的影響。在長沙窯遺址內，發現很多帶有伊斯蘭紋飾的唐代瓷片。伊斯蘭教於公元7世紀在阿拉伯半島興起，8世紀中葉隨阿拉伯帝國（大食國）擴張而不斷吸收被征服地區（包括希達、石神福、曹明照、何文哲、何弘敬、米薩寶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例證。
研究中可以看到，瓷器生產的發展與演變與其他質料的器具有緊密聯係：瓷器燒造模仿了金銀器、銅器、玉器、石器、漆器等，反過來其他質料的器具也仿瓷器造型製作。“一個時代的遺物盡管質料不同，但是造型、紋飾、工藝等方麵常常具有共同性。”當時的瓷器有的直接受外來影響，有的是受金銀器、銅器等影響，這些金銀器、銅器等又是受外來影響的。正如宿白先生所說：“中國手工藝人不僅在金銀器製造的容器模仿薩珊朝式的器物，而且在瓷器、漆器和青銅器中也有模仿。”
中國瓷器發展到唐代如雨後青筍般繁榮，各地出現並形成了不同風格的瓷窯體係，瓷器質量明顯提高，瓷胎細膩堅硬，釉色溫潤瑩亮，造型典雅大方，裝飾瑰麗，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譽。例如陸龜蒙《秘色越器》讚曰：“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皮日休《茶甌》讚曰：“圓似月魂墜，輕如雲煙起。”此外，還有“類玉”、“類銀”、“類雪”、“類冰”等詞彙形容越窯與邢窯等瓷器。唐代的瓷器分為兩大係統，即“南青北白”，其中帶異國風彩的瓷器尤其令人注目，對唐以來出現的異國風格瓷器的研究，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我國瓷器的發展與外來文化的關係，也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實物資料。
一
白釉荷葉形口執壺和黑釉荷葉形口執壺，造型相同，分別出土於西安東郊韓森寨與郭家灘唐墓，現藏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口為荷葉形，縮頸，鼓腹，圈足，柄上端與口連接，下與腹連接。陝西曆史博物館還藏唐三彩荷葉形執壺，高16.5厘米，1955年西安市長樂坡唐墓出土。荷葉形口，短頸，鼓腹，底平，把為攪索狀，一端與荷葉形口相連，另一端與肩部粘連，通體施三彩釉。這類瓷執壺在河南諸窯燒造，例如藍灰釉霜斑壺，1966年河南省陝縣全興鎮附近唐墓出土，高30.9厘米，說明使用料極普遍。近幾十年來對黃堡窯進行了考古發掘，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荷葉形執壺出土多件，有白釉器、黑釉器、茶葉末釉器等，從唐開始一直燒製。西安市區出土多件，說明唐長安城的臣民普遍使用這類瓷器。其造型與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子出土銀帶把壺造型相近，此壺口部有流，束頸，鼓腹，喇叭形圈足，底施聯球，弧形柄上端與口連接，並施一胡人頭，另一端與腹連接，屬粟特產品。這類壺在中亞、西亞常見，是代表性作品，7～8世紀傳入中國後很快就用瓷燒製出來。還有河北薊縣出土的青瓷龍柄鳳頭壺，為唐代製品，壺口與蓋結合起來塑成，鳳頭蓋的一端與壺結合成上下嘴，細長頸，橢圓腹，高圈足，呈喇叭形。
通體由數組弦紋隔成不同的裝飾區間，分別飾以聯珠、忍冬、蓮瓣、流雲、人物、葡萄、寶相花等，柄為龍形，龍頭伸向壺的口沿，前肢撫著肩部，後肢抓住底座，造型美觀，通體施青釉，胎質細膩堅硬。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馬洛斯曾出土一件唐白瓷鳳首執壺（1959年印度尼西亞贈送照片），1959年廣州市瑞南路出土一件唐青瓷鳳首執壺，洛陽塔灣、關林、邙山葛家嶺各出土一件瓷帶把鳳首壺，燒製均精美。發現的數量多，傳統的風味濃，可以看出其已成為生活實用品，並遠銷海外。還有唐三彩鳳頭壺，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一件，1959年於西安市西郊三橋鎮唐墓出土。高34厘米，整體呈橢圓形，鼓腹小口，壺口為鳳首，鳳冠較高，平沿外侈。雙目圓瞪，嘴含寶珠，長頸，扁橢圓腹，高圈足，呈喇叭形，曲柄，柄兩端分別與壺口、肩部粘連，腹部兩側紋飾為鳳鳥紋與騎馬狩獵紋。陝西省博物館所藏一件，1959年於西安市征集，造型雷同，高32厘米，腹部兩側紋飾為寶相花，圈足施蓮瓣紋，施三彩釉。甘肅省博物館藏一件，高31厘米，甘肅天水市出土，與陝西省博物館藏造型紋飾相同，不過在腹部的寶相花周圍是凸出表現的珍珠底紋，與公元7世紀初裝飾翼駱駝紋的高頸帶把銀壺最相近，其差別在瓶口，是粟特銀瓶傳入中國後經陶瓷藝人創新而成。這種陶瓷鳳首壺尚未發現唐以前的，因而可以說此帶把壺是唐代創燒，已普遍應用。這類瓶（壺）又稱為“胡瓶”、“帶把壺”。唐玄宗曾賜過安祿山“金花大銀胡餅（瓶）”，安祿山也獻過“金寶鈿胡壺”，這裏所指的“胡瓶”正是這類銀帶把壺，當時朝廷內流行。從造型看，在5～6世紀薩珊有飾塞穆魯紋銀胡瓶，在7世紀粟特有翼駝紋銀壺，可追溯到帕提亞乃至阿契美尼德王朝時代，這類“胡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傳入我國，宿白先生認為這些器物大約是中亞、西亞的輸入品。西安市長安區博物館藏有一件白釉茶葉高足執壺，其造型有獨特之處，即高圈足，足頸上有一道凸棱。
1983年寧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李賢墓出土一件銀壺，高37.5厘米，腹徑12.8厘米，鴨嘴形流，長頸，器腹下部圓鼓，腹上飾有人物圖，腹部裝有帶胡人頭形把，高圈足，屬薩珊銀器，這類“胡瓶”在北周時已傳入我國。但是長安區博物館藏的白釉荷葉口執壺，除了口部與把飾不同外，均屬高圈足，長安區博物館藏的高足凸棱白釉帶把壺與日本奈良正倉院保存的一件銀平脫漆瓶相似，該器在天平勝寶八年（公元756年）的《東大寺獻物賬》上被稱為漆胡瓶，這類胡瓶被學者認為是波斯薩珊器。“胡瓶”中亞、西亞常見，羅馬到伊斯蘭時期都有發現。後來以出土器物為據，經過學者的研究，薩珊“胡瓶”絕大多數帶有較細高的圈足。總之，唐代的瓷（或三彩器）帶把壺發現不少，名稱不一，但是造型與銀“胡瓶”相似。瓷（或三彩器）帶把壺的造型是受外來“胡瓶”的影響燒製的，將其細部，如口、頸、把、腹、足與外來的銀“胡瓶”對照，不難發現由於所用原料不同，製瓷過程除了塑造，還要經過焙燒，因而造型的某些細部省略，或經改造與美化，因而瓷（或三彩器）帶把壺與外來的銀“胡瓶”有差異。從器型看，那種頸部短粗、圈足矮器是受粟特“胡瓶”影響，而細高的圈足是受薩珊“胡瓶”影響。
瓷扁壺，南北朝時期出現並流行，到唐朝仍流行，有細釉器、三彩器、白瓷器、青瓷器。漢代有銅扁壺，西安市北郊紅廟坡地區曾出土過漢代河間國邸銅扁壺，是盛水或酒的容器，其造型不同於外出使用、側麵有穿係的背壺，而是受到了外來影響而出現。正如《中國陶瓷史?三國兩晉南北朝陶瓷》載：“北朝時期的扁壺……受外來風格影響，造型別致”。1971年河南安陽洪河屯昆齊武平六年（公元575年）範粹墓出土的黃釉扁壺，高20厘米，扁腹，口微侈，短頸，腹體上窄下寬，梨子形，頸與肩連接外飾連珠紋一周，肩部凸起兩小係，可以穿帶，腹體兩麵橫印浮雕樂舞胡人的紋飾，樂舞由5人組成，中間1人在蓮花座上起舞，左右各2人，以琵琶、鈸、橫笛合奏，擊掌按拍，均著胡服，深目高鼻，神態生動，是一幅胡人歌舞的場麵，與文獻記載的胡騰舞相符。早在公元1～3世紀，西域的波斯、薩珊地區就使用扁壺，南北朝時期傳入我國，這是帶有濃鬱西域風格的釉陶器，在當時是直接仿燒而成。造型與紋飾是西域的，舞蹈者與所持樂器也是西域的，可以看出西域樂舞盛行，墓主範粹喜愛“胡樂”，才隨葬了這樣的器物。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白釉雙係扁壺，高26.5厘米，腹長23，腹寬12厘米，西安市西郊發電廠唐墓出土，小敞口，細頸，扁腹，微鼓，高橢圓形圈足，兩側各有係，便於攜帶，腹麵寬，兩側各施倒垂變形蓮花紋，通體施白釉，胎質土白。還有唐三彩舞樂人物扁壺，高15厘米，陝西省合陽縣甘井鄉唐墓出土，壺身扁圓，正麵看像梨形，盤口短頸，肩部有兩雙係，壺腹部施一舞女，周圍為蔓草紋，高圈足，體飾淺黃與褐黃二色釉。青釉人物獅子扁壺，山西太原西郊玉門溝出土，藏山西省博物館，通高28，寬16.5厘米，屬唐代初期北方產品，口橢圓形，細頸，斜肩，鼓扁腹，圈足。口沿下有突楞紋，下飾聯珠紋與並列寬肥蓮瓣，肩部是如意雲頭紋，扁腹兩麵紋飾相同，正中為深目高鼻的馴獅胡人撫摸著雄健的雙獅，兩頭獅子各蹲在他的膝前，兩側麵各飾一象頭，圈足飾連珠花瓣紋。舞獅子唐代有記載，當時盛行胡人獅子舞，即“五方獅子”和涼州獅子。是陣勢很大的歌舞，由一百四十人組成，還唱“涼州詞”。“扁壺”是後人以造型特征稱之，其用途是明確的。從紋飾看，胡人、胡舞、馴獅均由西域而來，特別是範粹墓出土的黃釉扁壺上的胡騰舞紋飾源於西域國家。
瓷淨瓶，又稱軍持。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多件。例如西安市西郊韓森寨唐墓出土的一件高28厘米，腹徑13厘米，管狀口，圓肩，鼓腹似橄欖形，假圈足，肩部有一短流，通體施白釉，釉白中閃黃，足底無釉。高陵縣唐墓曾出土一件白釉淨瓶（高25厘米）。此外還有黑釉器、三彩器。1976年西安市三橋鎮出土一件三彩淨瓶，現藏陝西曆史博物館，通高26厘米，腹徑12厘米，細管圓口，下設小圓平板，下又連長頸，橄欖形鼓腹，矮假圈足，肩有一流，流口為小喇叭形，通體施綠、黃、褐、白釉等，釉不到底，胎白質鬆。五代至宋，定窯燒製著名的白釉帶“官”字款淨瓶，河北省定縣宋代靜誌寺塔基曾出土，胎潔白，釉白閃黃，底無釉，製作規整，釉潔淨，高18.5厘米，腹徑12.3厘米。陝西省銅川市黃堡鎮唐代窯址共出土各類淨瓶十多件，有青釉、黑釉、三彩、茶葉末、白釉、綠彩等。《釋氏要覽》記載：“淨瓶梵語軍持，此雲瓶，常貯水，隨身用於淨手。”唐人李華《東都聖善寺無畏三碑》雲：“觀音大聖在日輪中，手執淨瓶，注水池中。”它是佛教僧侶“十八物”之一，雲遊四方時可隨身攜帶貯水，原為印度產品，隨佛教傳入中國。梵語為“捃雅迦”、“君達”、“軍持”等，中文譯為瓶或澡瓶。高僧義淨著《南海奇歸內法傳》中記載其造型與用途。唐代詩僧賈島《訪鑒玄師侄》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嶽陽溪裏汲寒流”，說明當時在僧侶中流行。“軍持”一詞又多出於西行求法僧人文章中，說明此器來源於印度佛教，例如文獻記載最早見於晉法顯著《佛國記》：“法顯亦以君犀及澡缸等餘物擲海中。”唐代流行，1972年西安市西郊楊家圍牆北曾出土一批唐代銅器，其中有銅淨瓶、銅帶柄薰、銅細頸瓶等，出土地原是唐代佛教寺院遺址，還出土過石舍利棺。銅淨瓶的造型與上述的定窯白瓷“官”字款淨瓶相同，高26.5厘米，腹徑11，足徑7厘米，原鎏金，日久脫落。銅帶柄香薰在當時佛教石刻造像中常常見到，供養人手持此器焚香表示虔誠。1977年西安市新城內基建時發現一具唐代青石佛座，上麵線刻“禮佛奏樂圖”，禮佛的供養人有手持帶柄香薰的，證實帶柄香薰為佛教禮佛活動中使用的器具。1987年扶風縣法門寺塔地宮曾出土鎏金三鑽杵紋閼迦瓶，盤口，細頸，圓腹，肩部有一曲流，圈足。上麵的紋飾鎏金，屬佛教色彩，圈足內墨書“南”、“北”等字樣，原是放在法門寺地宮後室，四角各放一件，後是壇場做法器之一。瓷淨瓶就是按佛教淨瓶燒造。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淨瓶是1975年江西省新建縣樂化郭台林場隋墓出土的青釉象頭瓷瓶（高23，口徑1.8厘米）。唐代許多著名瓷窯，如河北邢窯與定窯、河南鞏縣窯、湖南長沙窯、陝西省黃堡窯等都燒製瓷質淨瓶，證明這種器物流行。
青釉折腹碗，唐代洪州窯（現在武昌）燒製。敞口，外腹中部有一道凸棱，弧形腹，圈足，通體青釉。還有三彩折腹碗，1960年乾縣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現藏陝西曆史博物館，高7.4厘米，口徑17.2厘米，敞腹中部凸起一棱，弧形腹，圈足。通體施綠、乳白花色釉，器內以白釉為地，並有十二道綠色重條紋飾，其間夾赭色細淺紋釉。器外腹以凸棱為界，分上下兩段，乳白釉為地，中間上下自由擴散綠釉，整體色澤絢麗富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於1989年在西安東郊紡織城唐墓出土一件攪胎褐色釉折腹碗，屬低溫陶器。“折腹碗是受西方影響的器形，折腹碗器物是西方陶器，金銀器較流行的形製，折腹器對中國的影響反映在八世紀初陶器上”。唐代陶瓷器多模仿金銀器的造型，而有的金銀器模仿西方金銀器，如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唐墓出土一件鎏金花鳥折腹銀碗。何家村出土2件銀折腹碗，內部分別有墨筆書寫的“十五兩半純”與“十二兩”，口徑為17～19.2厘米，高7～7.8厘米，腹部製成折腹，可加固器身以防變形。陶瓷製折腹碗的折腹裝飾，主要是造型美觀，並不起加固作用。
白釉單柄杯，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3件，尺寸分別為：高3.3厘米，口徑5厘米；高4厘米，口徑5.5厘米；高4厘米，口徑5.8厘米。1974年潘家村新村出土，3件造型相同。敞口，口下內收，腹微鼓，足底平，上腹的一側設單柄，柄為圓形，柄上有指墊，柄下設一珠。釉不到底，露胎，胎質堅硬。這類杯以前少見。其柄部造型與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出土唐素麵碗形銀帶把杯、何家村出土仕女紋銀帶把杯相似，與粟特地區8世紀中葉以後出現的圓底碗形銀帶把杯相同。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一書在唐代粟特式金銀帶把杯章節中專門論述金銀帶把杯的淵源，還提出漢晉出現帶把器物，當時一直罕見，找不到與唐代帶把杯之間的演變關係。唐代金銀帶把杯在中國傳統器物形製中找不到演變的淵源，而在粟特器物中常見。將中國出土的金銀帶把杯分組與粟特器對照研究，有的是從粟特輸入，有的是粟特人在唐朝製造，有的是受粟特器影響製造的，帶有很深的粟特風格。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狩獵紋八花瓣帶把銀杯，從造型與紋飾看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產品，應屬中國製造。在西安市曲江羊頭鎮唐姚無陂墓發現一件帶把銀杯，從造型與把柄看是按當時粟特器製造，但上麵刻有中國匠人名字，即“匠鄭卿”，證明唐時有的銀單把杯是中國匠人學習粟特器製作的。上述3件白瓷單柄杯是受粟特金銀器單帶把杯影響燒造的，瓷杯的環形把是粟特杯形器上一個特點，環形上有寬指墊，下有圓珠，用手持杯時將食指放入杯中，拇指按在指墊上，使手指感到舒適省力，下麵的圓珠起加固作用。西安市潘家村新村唐墓、河南杏園等出土白瓷單把杯，唐洪州窯也曾燒青釉單把杯，可見當時此種瓷杯較為流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還藏有白釉罐形帶把杯，高8.6，最大腹徑7.2，口徑6厘米。西安市文物商店也曾征集一件同樣造型的白釉罐形帶把杯，型略大，圓形口，鼓腹平底，腹上部裝有柄，柄與腹相連處粘有花紋裝飾，這是仿銀杯柄“接鉚”處的裝飾，施白釉，胎白，質堅硬。白釉罐形帶把杯出現屬偶然，與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素麵罐形銀帶把杯、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出土素麵罐形銀帶把杯造型相似。“考證中國出土的這2件器物的時代和產地，俄羅斯埃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的山羊紋銀帶把杯和俄羅斯葉尼塞河上遊的科比內2號墓出土的纏枝紋金帶杯可作參考……”。它們之間造型接近，是粟特7～8世紀盛行器物，都是中亞係統。何家村素麵形銀帶把杯應是外來輸入品，白釉罐形瓷帶把杯就是仿此類杯燒造的，該杯的把內的特征明顯是受外來影響。
蓮瓣形花口碗在唐代成為常見的器型，南方著名的越窯、龍泉窯、長沙窯和北方著名的邢窯、定窯、鞏縣窯、耀州窯等均燒造，雖然釉色不同，但是碗造型相似。例如1974年寧波市出土越窯青瓷帶托碗，高4.5厘米，口徑11.7厘米，托高3.5厘米，小碗做成荷花形，碗托做成沿微卷的荷葉形，青釉瑩潤，胎灰白，堅硬。在西安市北郊火燒壁出土一批晚唐時代罕見的白釉“官”字款瓷器，造型十分優美，有三尖瓣、五尖瓣、寬五瓣、雙脊五瓣等，釉白閃青，晶瑩濕潤，規整，宛如盛開的白色蓮花，真是“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白如雪”。這類造型的碗多出現在唐晚期及以後，馮先銘著《中國陶瓷史》記載：“到了晚唐，碗的形式越來越多，計有荷葉形碗、海棠式碗、葵瓣口碗等”。這類碗盤在唐代早期未曾發現，是受當時金銀器碗的影響而製作的，按器壁造型又稱多曲碗。西安市西郊何家村、西安市東郊沙坡村、西北工業大學、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塔基、陝西省銅川市背陰村、陝西省藍田楊家溝等出土了相當豐富的金銀碗等，其造型相近似。特別要說明的是1970年西安市西郊出土的纏枝紋銀碗，高4厘米，直徑11厘米，碗體八曲瓣，花形腹微曲，較淺多棱，喇叭形圈足，足底施聯珠紋，器腹內外凹凸起伏明顯，碗內心有兩層聯珠紋，外繞以八出忍冬纏枝紋，錘擊成型，花紋平鏨，紋飾塗金，從造型紋飾分析，為粟特銀碗，或者是仿粟特銀碗造型。當時粟特手工業和商業發達，其手工業品與其他商品通過絲綢之路輸入中國，因而粟特文化對內地影響大。由於中國人與粟特人的生活習俗與審美觀念不同，中國人在使用中為適應自己的需要進行了改變。多曲式碗早在公元1世紀中亞已經使用，後被中亞粟特器工藝繼承。從西安西郊纏枝紋銀碗到各地出土的多瓣形銀碗，在時間上有早晚的差別。而在廣東遂溪邊灣村南朝窯藏中發現一件多曲銀碗，其造型為花瓣口，在銀碗口沿上刻一行阿拉伯銘文。這種文字於4～5世紀時曾在粟特地區流行，經過研究考查應定為6世紀器物。在山西太原發現的隋虞弘墓出土的石槨上，後壁彩畫石刻宴飲圖中，對坐男女宴飲，觀舞圖中就持多曲杯。將不同的同類銀碗進行排列，可以看出這類銀碗的多曲造型由多而密向少而疏發展，由分瓣凸鼓與內棱深凹向分瓣不明顯發展。到8世紀中葉以後多曲碗為四瓣，五瓣，或更多，有的在口沿處分瓣形，在腹部不分瓣或分瓣不明顯。在模仿和改造中，工匠將多曲略加改變，成為花瓣型，如同花朵的銀碗在中國流行。多曲形金銀器皿雖然在唐代流行，前期與以後的多曲碗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是薩珊、粟特式，後者為四瓣、五瓣藝術花形，更具活力，更接近生活，把鮮花移植到日常生活品上，更具美的藝術效果，完全中國化了。唐代的瓷器花瓣型碗就是按照當時金銀器燒製的，帶有粟特、薩珊銀器風格的中國化瓷器，唐代多曲瓷碗主要是在晚唐燒製。江南地區的越窯是青瓷器的代表，陝西省唐法門寺遺址出土一批有明顯紀年的秘色瓷，確切年代是唐懿宗鹹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之前，即迎佛真身到大內之前，應屬晚唐時期。1978年浙江寧波市和義路出土越窯青釉帶托碗，1980年浙江臨安縣唐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窯青釉五瓣碗，均是唐代越窯的代表作品。直到五代、宋，這種造型的碗還在流行。在遠離越窯的內蒙古哲裏木盟遼國公主墓同樣出土越窯秘色瓷花瓣口青瓷碗（相當北宋時期）。北方瓷器也是如此，例如陝西省耀縣黃堡窯遺址也出土晚唐到宋代青釉花瓣口瓷碗，五代時期遺址中發現青釉碗、洗杯等器中，多曲型也相當豐富，有口與腹多曲，凹凸明顯，與外來的多曲銀碗相近，例如Ⅰ型Ⅴ式碗851VHliB，十曲口與腹，圈足，內外施青釉，內底劃雙層菊瓣紋，壁上劃卷草紋，口徑15.2，高4.3，足徑7.6厘米。還有青瓷盞，D型I861VT648.這類碗盞數量都很多，也是多曲，凹凸不明顯，僅有5瓣，如同花朵，這明顯與外來金銀器碗差距加大，接近國內生活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