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長杯，唐代流行，很多著名瓷窯均有燒造，例如長沙窯。1983年湖南長沙窯共出土18件瓷長杯，其中藍家嘴遺址出土的一件，薄胎，杯口作海棠形，杯心印蓮花，喇叭形圈足，施青色釉，器高6，最大口徑13.4厘米，底徑5.2厘米。上海博物館藏越窯青釉海棠式長杯，高10.8厘米，口縱23.3，口橫32.2，足徑11.4厘米，敞口，斜腹，圈足外撇，在口沿外稍稍內收，腹壁也呈弧線下收，整體造型規整，線條流暢，酷似一朵盛開的海棠花。還有1978年浙江省臨安縣晚唐錢寬墓出土“官”字款白釉海棠長杯，高6厘米。杯口平麵呈近似橢圓形，弧形淺腹，腹壁有弧形內凹棱，喇叭形高圈足，內外施滿釉，瓷胎質白。在陝西省耀縣黃堡窯出土兩件青釉長杯（86IVT5：19），均殘，橢圓形，近似耳杯，斂口，口沿四曲，腹部橫曲，內外施滿釉，釉色青綠，有開片紋，玻璃質感強，底上有釘支燒痕，長10.4，寬6.1，高3.3厘米。當時著名的北方邢窯、定窯等都燒製。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一件玉八瓣形長杯與水晶八瓣形長杯。故宮博物院藏玉人物紋長杯，高4.9～8.5，口徑8.5～14.9厘米，玉質呈青色，局部有白斑，口為橢圓形，腹下收，底有圓形足。腹外陰線刻人物，衣著分別為褒衣、博帶衣，盤腿坐或跪踞於席，作飲酒暢談狀，近足外飾卷草雲紋一周。這類杯還有青銅、玻璃等器，銀質長杯多見，在陝西省有西安市城區出土的鴻雁黃鸝紋銀長杯、雙魚荷葉紋銀長杯、摩羯紋金銀長杯、鸚鵡紋銀長杯，耀縣背陰村出土一件銀長杯等。在唐代李壽墓與懿德太子墓、房陵大長公主墓的石刻棺槨和壁畫中有侍從手持長杯圖，其出現與流行時間應是8世紀中葉以後到9世紀，在金銀器長杯中分瓣為豎向“分瓣”式與橫向“分層”式，唐代流行，備受上層貴族的喜愛。《中國聖火》一書的《唐?李壽石槨線刻〈侍女圖〉〈、舞樂圖〉散記》一文與《唐代金銀器研究》中的《薩珊式金銀器多曲長杯在中國的流傳和演變》一文中介紹，在我國新疆庫車克孜爾第38窟主室頂4世紀（十六國時期）壁畫中，供養人手持的長杯是我國發現較早的，還介紹在山西大同南部北魏遺址出土八曲銀長杯並研究論述長杯的發展。“從中國出土的遺物和上述學者的研究，我認為多曲長杯是產生、流行於薩珊的銀器”。在出土北周、隋時期的安伽、虞弘、史君等墓的石榻屏風與石槨上雕刻圖中就有手持長杯的中國舞樂飲宴。這類銀杯傳入我國後為了適合習俗與實用逐漸改進，形成一類“曲瓣不那麼明顯凸鼓，曲瓣減少至四曲”的造型。唐代中晚期流行的金銀器長杯是受薩珊影響，製作並經過藝術改造，上述發現的銀長杯均是帶薩珊風格，瓷長杯是仿金銀長杯燒製的。
白釉雙柄壺，高31.5厘米，口徑5厘米，底徑8厘米，最大腹徑14厘米，西安市東郊韓森寨唐墓出土。盤口，細頸，斜肩，上鼓腹，下腹收，平底，在肩上有雙龍柄相對應，嘴銜口，施白釉至下腹，這是唐初盛行的器皿。還有三彩雙龍柄壺，陝西省博物館藏一件。從考古資料中看，在隋唐以前未見此類的壺，也不見它有演變發展過程與來源，但從壺體部分和柄看，與當時的雞頭壺相近，若把雞頭壺的雞頭流改為龍頭柄，與相應的柄對稱，即雙柄壺，“雙龍耳瓶的器形也同樣可以看出是在雞頭壺的基礎上吸收了外來胡瓶的特點”。這是一個突變，從實用角度與傳統觀念看，不是中國人的習慣，它是受外來影響形成的，造型美觀，挺拔端莊，帶西域風格。雞頭壺是三國末年越窯、甌窯的一種新產品，以後江南各地瓷窯都有燒製，雞頭壺是在罐子的肩對應裝飾雞頭與雞尾，雞頭係實心，均起裝飾作用。東晉時期壺身變大，前裝雞頭為引頸高冠成為流，尾部改為圓股形把手，上端粘在器口，下端貼上腹。到東晉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飾龍頭。南朝器身修長，更偏於實用，隋、初唐時期，其演變趨勢為雞頭由小到大，趨向於寫實，壺身由矮小到瘦長，係的形式由條狀到橋形等，這時的雞頭壺壺身較南朝更為瘦長，壺口更高，頸更細，雞頭為公雞打鳴狀，柄仍保留南北朝時期的龍形柄。雞頭壺主要在南方流行，到隋與唐初南北均流行。西安地區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李靜訓墓出土的雞頭壺與杭州靈隱寺香料廠初唐墓出土的雞頭壺為代表作，是中國傳統的器物。中亞地區木鹿發現一座大型方磚坯建築的佛教“？堵坡”，同時還發現一件高46厘米的雙耳陶瓶，屬6～7世紀，上麵施多色彩畫，內容為盛宴、狩獵、生病與出殯的場景。從人物形體、臉型、衣服、繪畫技巧看，與古代中亞繪畫一樣，雙耳（柄）的上端接口沿下，下端與肩部相連，耳（柄）近口沿處有一圈凸起。“都使我們得以確信，木鹿的彩繪陶器是當時生產的，並不是從某個薩珊王朝統治區輸入的”。雙耳（柄）瓶在當地使用較普遍，早期也曾出土，如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意大利出土墨繪式彩陶雙耳瓶2件（高31.2厘米與39厘米，公元前6世紀），巴黎國立珍寶館藏意大利島爾西出土墨繪式彩陶雙耳瓶與紅繪式彩陶雙耳瓶（分別高33厘米與56厘米，公元前6～前5世紀），可以說在中亞很多地區使用，並源遠流長。隋、初唐時期傳入中國，很快被吸收，與雞頭壺結合形成一種新造型的壺，還有一類雙腹雙柄瓶（壺），出於西安郊區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李靜訓墓，盤口，長頸微縮，雙腹體即雙聯，下部各收，平底，雙柄為龍首形，其銜瓶口，下與雙腹的肩部相連，通體施白釉，造型奇特，是由單腹瓶變化而來，從柄（耳）與腹看，單腹與雙腹為一類產品。
塔式罐，一般是由蓋、罐、座三部分組成。塔來自梵文，漢語音譯為“？堵坡”或“浮圖”，原是安放高僧遺骨之用，以土、石、磚、木等建成，作為供養人崇拜的建築物，後為象征佛教的一種建築物。佛塔起源於印度，隨佛教傳入中國，並作為佛教三大建築（石窟、寺院、佛塔）之一在中國南北盛行，其建築造型多樣。塔式罐是仿照覆缽式塔做成，從印度桑奇？堵坡看，主體是近似半球狀覆缽，其下部有供禮拜用的附階，再下為基座，在覆缽之上有方形的平頭神邸，上立刹軒，軒上裝傘蓋。1972年陝西黃堡鎮古窯址出土黑釉瓷塔形罐，通高51.5厘米，徑長7.4厘米，器蓋為七級寶塔形，頂塑一小猴，罐為翻沿圓唇，短頸，肩腹圓鼓，下腹較長，平底，底座的邊沿砌成不規則的多邊形，在罐的下腹部堆貼長葉狀花瓣一周，底座四周捏成壁龕狀，內塑有人物、佛像、花卉等裝飾，這種瓷質的塔罐少見。在唐代墓葬中發現陶器的較多，作為隨葬品，造型分為三部分，中部為圓形罐，上為圓蓋，蓋紐為多級塔形，下為束腰圓形座，底呈喇叭型，通體彩繪，一般繪蓮花、寶相花和大朵流雲，也有人物，器型演變規律。西安市考古所藏一件紅陶塔式罐，中間的罐腹浮雕獅首與羊首各三。盛唐時期出現三彩釉塔形罐，製作精美，陝西省博物館藏有3件。其一是三彩四孝塔式罐，高50.8厘米，1970年鹹陽市契芯明墓出土，頂作寶珠形，罐體腹有一道凸棱，下浮雕四獸麵，其上雕曾子撫琴悅父、董永賣身葬父、郭巨賣兒養母、曾子汲水濟母四孝畫麵，通體施三彩釉，紅陶胎。其二是三彩塔式罐，高69厘米，1959年西安郊區中堡村唐墓出土，上部是一個高聳的帶圓錐紐蓋。其三是同墓出土的一件高70厘米的塔式罐，與上述造型相似，僅是罐腹部沒有裝飾。從造型與紋飾看，是印度風格佛塔與中國儒教傳統紋樣相結合。這種具有濃厚的佛教裝飾風格的塔式罐，是當時新的品種，塔式罐多是彩陶，主要出土於唐中宗至唐末的墓中，屬隨葬品。
瓷高足杯，在古代瓷器中發現較為豐富，古瓷窯址中出土數量也多。例如湖南長沙窯，包括楓樹嘴，蘭岸咀，王田坪，都司坡等地窯址都出土了一批殘高足杯，其他窯址也發現高足杯，說明當時大量燒製。長沙南部M3墓出土晉代青瓷高足杯，河南安陽北齊範粹墓、山西太原隋代斛律切墓、廣東英德唐墓、湖南長沙市黃土嶺唐墓、山西太原南郊唐墓（M5）均有出土。從考古資料看南方出土的較北方多，高足杯用瓷燒造在唐以前發現很少，在唐代及五代、宋、元、明、清各代都燒製瓷質高足杯。高足杯在西方羅馬帝國時代已廣泛使用，在《三國誌》、《西漢書》、《舊唐書》、《新唐書》中均有記載。中國出土的銀質高足杯是受羅馬――拜占庭影響的，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一書對此多有論述。唐代墓葬出土的金銀高足杯，有的是西方生產的，有的具有很濃的西方風格，也就是說在製作過程中，不是全然地接收、仿製，而是適應本國人民的喜好而改進，呈現一種新的風格，包括紋飾與裝飾內容。仿製外來的高足杯除銀質外，還有銅、玉質的，瓷質則最多。“總之，高足杯最初是羅馬風格的器物，拜占庭時仍沿用。唐代的高足杯類，可能源於拜占庭的影響”。同時“中國通過南海與羅馬――拜占庭交往曆史悠久，因此隋唐時期中國南方出土較多的陶、瓷、銅、錫高足杯，均是仿羅馬――拜占庭同類器物的可能性更大”。早在戰國秦漢時期就出現不同質料的高足杯，如秦阿房宮遺址範圍內的小蘇村出土一件秦玉高足杯，另外廣州市南越王墓與廣西各出土一件玉高足杯，這3件造型相同，紋飾也相近。1970年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遺址出土3件鎏金高足杯，對高足杯的源流研究同樣具有重要價值。隋唐時期的銀高足杯出土數量豐富，除西安地區的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臨潼慶山寺、隋李靜訓墓等外，外地也較多。山西大同出土的鎏金高足杯和李靜訓墓出土的銀高足杯被認定是西方輸入。6～7世紀初的粟特銀碗上有希臘羅馬神話圖，人們在飲宴中手持高足杯，近幾年來發現入華祆教西域人的墓葬中出土石槨與石榻圍屏中宴飲圖有使用高足杯，表明高足杯是外來器物，同時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使用高足杯的場景。葬於唐鹹亨四年（公元673年）的房陵大長公主墓也有持高足杯的侍女圖，反映高足杯傳入國內後，社會上層人物已普遍使用。
提梁白瓷皮囊壺，出於西安市西郊，現藏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高21厘米，寬18厘米，邢窯產品。上部扁形，中間有提梁，流口圓形，壺下部飽滿，平底，左右兩側有線紋凸起，有縫線痕紋，形為皮囊壺，前後兩麵劃花紋飾。在河北省曲陽縣邢窯遺址出土有此類型瓷片及殘器，證實邢窯燒此類壺。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一批金銀器中也有一件舞馬銜杯提梁銀壺。皮囊壺是草原遊牧民族使用，又稱馬蹬壺、雞冠壺、提梁壺，有銅質、錫質、銀質以及瓷質等。唐代以後遼代燒製此類壺較多，是遼代典型器之一，除了周邊少數民族使用外，西域也使用皮囊壺。6～8世紀中亞的東北地區――恰奇（今塔什幹地區）、費爾幹納和土河地區（今吉爾吉斯北部和哈薩克南部），處在粟特強有力的文化影響之下，同時還受突厥人影響。在庫瓦出土的一件青銅項鏈，上麵有庫別拉――印度酒神和自然創力之神的形象，印度酒神有件皮革製酒具――中亞6～8世紀特有的皮酒囊，這件皮酒囊也就是皮囊壺，它是西域駝群通過絲綢之路必需器具。瓷皮囊壺是唐代的新產品，與周邊少數民族、遊牧民族與西域有關。從造型與紋飾看，中國瓷器不僅善於借鑒外來文化，而且善於學習和吸收周邊少數民族的有益文化，以豐富本民族的文化。
花釉瓷腰鼓，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一件，經過修複為完整器。兩端呈喇叭口，中部細腰，口與腰部共有弦紋五道，通體施黑釉，上有灰白花斑如流雲，即花釉，又稱“羯鼓”，屬陝西省黃堡窯燒造。近幾十年來黃堡窯發現很多花瓷鼓殘片，經過整理基本上能確認瓷鼓的形製，說明黃堡窯在唐代大量燒製花瓷腰鼓。20世紀70年代在河南省魯山、內鄉、禹縣，山西交城以及早年在河南郟縣等地窯址都發現唐代花瓷產地，同時也有腰鼓標本瓷片，這與唐南卓《羯鼓錄》：“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瓷”的記載相符。從而可知，在河南、山西、陝西的唐代名窯都燒花瓷羯鼓。羯鼓原是西域樂器，唐代諸樂中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羯鼓。在唐代或更早時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壁畫與棺槨刻畫中，常見到奏樂舞蹈者，例如西安市東郊唐金鄉縣主墓出土一組騎馬女樂俑，演奏者分別持腰鼓、箜篌、鈸、琵琶等，陝西三原焦村出土唐李壽墓石槨線刻畫中有一組奏樂圖，其中就有打腰鼓者，唐代形成的龜茲部中樂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等，毛員鼓、都曇鼓等都是腰鼓。龜茲樂演奏時其效果或如驚風急雨，會使樂曲表現出節奏感極強的特色，因而樂舞中龜茲樂很重視用鼓。腰鼓是從西域隨龜茲樂東傳到中原，在中原大量燒製，可見外來音樂在當時的影響。王建《涼州行》寫道“城頭山雞鳴角聲，洛陽家家學胡樂。”正如《中國陶瓷史?隋唐五代的陶瓷》所載：“唐代樂器的拍鼓原是西域樂器，唐人不僅吸入唐樂，而且用花瓷燒製鼓腔，這也是罕見的，使人想到唐人的氣派與風格。”到了宋代瓷腰鼓仍在燒製，在耀州窯遺址內發現4件殘器，造型與唐代腰鼓相似，體有凸弦紋，內外施青黃釉，通體刻畫紋，腰上刻蕉葉，喇叭壁上刻纏枝忍冬和纏枝菊花，說明到了宋代此樂器仍在使用，成為我國的傳統樂器。
唐代瓷器向海外開拓市場，從考古發掘與調查看，陸上絲綢之路通西亞、中亞等地區，海上“瓷器之路”通往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波斯灣及埃及、朝鮮、日本等國家，這裏均發現當時的瓷片。這些瓷片記載著偉大的中國人民在陶瓷科學技術史上取得的成績，記載著在漫長的、艱難的“瓷器之路”上，往返商賈及友好“使者”的遺跡。1974年寧波餘姚出海口發現唐代乾寧五年（898年）前後的沉船，這艘船滿載著瓷器準備到國外進行貿易，卻遭遇海浪襲擊沉入海底。船裏裝的大部分是長沙窯、越窯、邢窯瓷器。證明中國的對外貿易繁榮，並以陶瓷器為主要商品。為了迎合外國風俗，唐代瓷器藝人吸收外來文化，與本地傳統文化融為一體，燒造出新的造型與裝飾圖案的瓷器。唐以前已出現蓮花、忍冬、聯珠等西亞、中亞藝術紋樣，同樣流行葡萄、纏枝卷草、寶相花、雄獅、奔鹿、犀牛等外來紋樣。以長沙窯為例，1983年湖南省博物館與長沙市文物工作隊對該窯址進行發掘（包括以前發掘與調查），發現很多唐長沙窯的殘瓷器與瓷片，上麵有很多西方文化的紋樣，如椰子樹、杪欏樹（又稱摩訶婆羅樹），椰棗紋（又稱大食棗、箐棗、海棗、波斯棗）、菩提樹、茅廬、浮圖（佛塔）、寶袋圖案、蓮花、摩羯、獅子寶袋及伊斯蘭世界的火花、行雲、蔓草、聯珠、三角、方形、圓形等幾何圖案。椰棗主要產於非洲、伊拉克、阿曼等地，7世紀阿拉伯、波斯商人將其作為珍貴禮品贈送宮廷，有特殊意義。9世紀時美索布達米亞的白釉藍綠陶器上，幾乎都是用椰子樹花紋裝飾，它是從波斯陶瓷裝飾中移植過來的。杪欏樹，據載佛陀在此樹下降生，又在此樹下講經說法和涅?。據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前卷十八記載：“婆羅、巴陵有寺，僧房下忽生一木，隨砍隨生，外國僧曰：此婆羅樹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佛教徒稱其為“聖樹”，有的在此樹下飾有珍禽，如鴿子、鸞鳥、鴛鴦等紋飾。茅廬為蘆葦編織紮結而成，代表佛陀苦練修行場所，其旁的樹木為佛院苦修成道的菩提樹。摩羯是梵語譯音，或作摩伽羅，似龍首魚體，由印度傳入我國，被視為生命之本。獅子，稱神獅，有的作人立狀，有的與佛教菩提組合在一起。獅子不但在古代埃及、希臘雕塑中出現，而且與佛教連為一體，稱為護法獅子。幾何紋與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教有關，9世紀前後傳入我國，我國為了適應外銷需要而燒造幾何紋瓷器，它們深受外國人喜愛，也大大豐富了我國瓷器裝飾的內容與題材。
二
宋、遼、金是我國瓷業發展史上又一個繁榮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瓷器燒造的地區擴大，品種增多，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宋瓷巧奪天工，其“作品都是我國陶瓷曆史畫廊中的傑作與瑰寶，它們的儀態和風範也是後世陶瓷業長期追仿的榜樣，千載之下，至今仍然使我們讚歎和傾倒。”。同時瓷器的對外輸出量比以往大得多，宋代海外貿易更加活躍，政府還派遣使臣到海外諸國開拓貿易，在廣州、杭州、明州（寧波）、泉州等地設立市舶司。出口貨物主要是瓷器，陸路與海路運輸都繁忙不停，當時摩洛哥旅行家阿巴杜拉在遊記中記述了在廣州的見聞：“市場優美，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其間最大者，莫過於瓷器市場，商人由此轉運瓷器至中國各省及印度、也門”，“中國人將瓷器轉運出口至印度諸國，以達世界故鄉摩洛哥，此種瓷器真是世界最佳者。”瓷器在發展中既借鑒外來造型與紋飾，又兼收並蓄，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由於使用習慣與社會習俗不同，審美的變化，有的器型和紋飾也在消失。例如唐代燒造的蓮花瓣口與海棠型碗盤，帶有外來風格，經過改進創新，到宋代的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定窯、耀州窯、磁州窯等均燒製，說明其使用極為普遍。如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哲裏木遼陳國公主墓出土的越窯秘色瓷花口纏枝菊紋盤；北京市門頭溝龍泉窯的遼代白釉托盤，托上的盞為六曲型（彎曲凹凸明顯）；1987年浙江鬆明、水南鄉塘遼村出土北宋龍泉窯六瓣蓮花盤，整體為六曲，敞口，口六曲處凹進，下有內凹棱線，內底周邊有凹弦紋一周，圈足，施青釉。其造型已是中國化了，與佛教思想與粟特等西方國家的盤碗的內涵完全不同。蓮花成為傳統裝飾花卉，象征“純潔”，寓意“吉祥”，又因“蓮”與“廉”同音，因而以蓮花表示廉潔。宋代瓷器以蓮花紋作裝飾的也多，諸如碗、盤、瓶、罐、壺、枕等使用。有的從裝飾藝術角度出發，將蓮瓣進行藝術加工，成為變型蓮瓣紋。蓮瓣的形式豐富，有圓頭蓮瓣、尖頭蓮瓣、單勾線蓮瓣、雙勾線蓮瓣，有的是雙層或更多層。宋龍泉窯碗、瓶、罐等，蓮瓣造型豐富多彩，姿態優美，酷似一花獨放，承托著如玉類冰的碗、盤。串枝葉紋飾也很豐富，構圖變化多，使用普遍，是由唐代寶相花、忍冬、纏枝等紋飾發展而來，枝葉波折不斷，任意延伸，形成二方連續與四方連續紋樣裝飾在器物腹上。瓷器上的裝飾紋樣主要是美化器物，起觀賞作用，是人們世界觀、社會習俗與審美觀念的反映，是各個朝代社會與精神的體現。這些紋飾傳入中國後，經過改造形成了各種變體，其變體有助於斷代。串枝蓮紋飾是中國傳統的雲紋、勾連雲紋與西方忍冬紋、蓮花相結合形成的紋樣，唐代流行，變化多，宋代不同於唐代，又有新的變化。看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中國瓷器不但造型受西方影響，裝飾紋飾也受其影響。
軍持隨佛教傳入我國，宋代仍燒造。1969年河北定縣宋靜誌壽、眾院兩塔基出土了24件定窯白釉淨瓶，最大的高60.7厘米，器型莊重精細。宋代以後淨瓶的造型逐漸發生變化，腹部刻畫紋飾，有的在流口加子母蓋，有的裝飾成龍首，頂部加長。而南方所製形體小，例如1976年在福建德化縣屈鬥宮窯址發現大量殘瓷器，其中淨瓶是特殊器，器型較小，口小、長頸、溜肩、鼓腹、圈足，頸間飾以相輪，釉色青白，質地堅硬，通高17.5，口徑2.1，腹徑5.4厘米。浙江龍泉博物館藏元代龍泉窯帶座吉字瓶（即帶座淨瓶），直口，長頸，頸上有相輪，鼓腹下收，圈足。座外折，平唇，束頸，鼓腹，鏤壺門四個，下有附加四足，通體施青釉。瓶高16，口徑21，足徑37，座高8.2，口徑8.3厘米，說明宋元時期燒造範圍很廣。而另一類口為喇叭形，細頸，多數有流無把，有的有把，鼓腹，平底，實足，其腹部皆為模印蓮瓣紋或雲水紋等，釉影青色。元代仍在南方沿海一帶燒造，器型不大，為10餘厘米。總之，淨瓶雖與佛教有關，但宋元時式樣有差異，南方沿海地區各窯仍在大量燒造，而北方窯燒造逐漸減少，這種變化與外貿輸出有關。其使用範圍擴大，不限於佛教僧侶，伊斯蘭教徒也使用。隨著海外貿易擴大，為了降低運輸成本及減少運輸中的破碎損失，沿海地區除燒白瓷外，還燒青瓷，青白瓷等。為了適應海外需要，軍持也按海外的形式製作，例如1974年在泉州灣打撈沉船時發現兩件陶質軍持，“寬沿，長頸，鼓腹，肩腹交接處附流”，經研究斷定不是國內燒製，而是為東南亞當地生產的樣品。南洋當地人信奉回教，習慣用軍持，並用軍持“拜功”，“到天方朝覲也用”。東南亞地區發現很多宋元時期德化窯軍持，而在德化窯窯址中也發現了堆積如山的殘破軍持，說明其在中國國內流行。例如，元朝僑居泉州的蒲壽庚《心泉學詩稿》的《山中井》詩句：“明月照我牖，獨取攜軍持。”宋代詩人陸遊《巢山》詩有：“穿林雙不惜，取水一軍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