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把杯在唐代瓷器中仿西方銀把杯，瓷把杯的“把”最有特色。南宋郊壇下官窯燒製青釉瓷把杯，浙江省吳興縣皇賁山宋墓出土龍泉窯把杯，現藏湖州市博物館。高3.5厘米，口徑9厘米，足徑4.6厘米。斂口，腹微鼓，平底，圈足較小，腹上部裝一把手，即在環形把上有一如意形“橫指墊”，通體施粉青釉。南宋瓷把杯的造型起變化，由於帶把使用方便，一直使用。
元代瓷器在造型和紋飾上，有繼承也有創新，新品種有青花、釉裏紅、卵白釉等。青花原料曾經從國外引進，具有特殊的藝術效果。創新品種還有霽紅、霽蘭（即銅紅釉、鈷藍釉），為以後的瓷業發展奠定了基礎。僧帽壺與多穆壺是前朝未有的新造型，原是蒙古族、藏族等少數民族貯存奶液之類的盛器，到明清仍在燒製。還有高足杯，如圓碗形，僅是圈足加高，是宋代高足的延續，生產量大。例如景德鎮窯、浙江龍泉窯、福建德化窯、河南鈞窯、河北磁州窯、山西霍縣窯均燒製。
宋初伊斯蘭教所屬國（指大食國所屬阿拉伯半島、兩河流域、伊朗、阿富汗、敘利亞、埃及、北非等）與宋朝通好。中國的瓷器、絲綢等大量運往伊斯蘭教國家。伊斯蘭商人紛紛來華，在廣州、泉州等海岸城市長期居住，把阿拉伯文明與商品傳入中國，還興建清真寺，故宋?周密《祭帝雜談》中說：“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元朝盛行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社會地位提高。《馬可?波羅遊記》載：“大都及今西北、雲南、山西各地均有回回教徒。”《伊本?巴圖塔遊記》載：“中國各城市都有專供回回教徒居住的地區，有供舉行禮拜用的大寺。”總之，宋元時期伊斯蘭文化在華夏大地傳播，中國瓷器在伊斯蘭教國家大量使用。元、明、清時代，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使國內絲綢、金銀器、漆器與陶瓷器帶有伊斯蘭風格。為了迎合伊斯蘭教國家的審美情趣，中國工匠設計出帶伊斯蘭教文化或者按伊斯蘭教生活器具仿製的瓷器，被他們“視之如寶”，有的被鑲嵌在神廟的牆壁上，至今，元代和明永樂、宣德朝青花瓷器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印度、敘利亞等國還有收藏，尤以伊朗的阿德比爾宮博物館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博物館最為豐富。
三
明清是中國陶瓷發展又一個高峰時期，不論是燒造質量與選料、製作技術等均達到高峰。瓷器外銷國家更多，數量更大，除了考古資料外，還有文獻記載，例如《宋史》、《宋會要輯稿》、《諸蕃論》、《島夷誌略》、《大明令典》、《星槎勝覽》、《中國交通史料彙編》、《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瓷器》等等。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瓷器正像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所說：“遠銷全世界，瓷器運輸的陸路與海路，是中外文明的紐帶和橋梁。”明清時期曾一度實行海禁，海上貿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瓷器出口並沒有停止。其輸出主要是政府對外饋贈、入貢使節的回程貿易和民間的對外貿易，還有明初鄭和大規模遠航貿易，通過這些渠道我國的瓷器暢銷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美國、俄國、瑞典、丹麥、巴西、比利時、埃及、土耳其、印度、泰國、菲律賓、日本、朝鮮等國，在世界上影響很大。《明史》載：洪武十六年（1383年）就曾贈予占城羅和真臘瓷器各一萬九千件。明朝中期以後，特別是成化到嘉靖年間，民間的海外貿易發展，如明張燮《東西洋考》載：私商李錦、潘秀、郭震等人與荷蘭進行瓷器、生絲、茶葉貿易。明隆慶五年（1571年）菲律賓著名的馬尼拉港開放，每年約有三四十艘中國大帆船來這裏出售瓷器，並從此轉運歐洲銷售。明萬曆十二年（1584年）荷蘭皇宮通過葡萄牙、西班牙向中國訂購瓷器九萬六千件，1602～1682年有1200萬件瓷器被荷蘭商船運載到荷蘭和世界各地，其中98%以上為中國瓷器。1604年荷蘭襲擊葡萄牙商船得到中國瓷器約六十噸。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國商舶“馬克利斯菲爾”號返航時，運載了五十三箱瓷器。1715年成立東印度公司以後，估計約二千九百萬到三十萬件中國瓷器運到倫敦等港口。1784年（乾隆四十四年）第一艘到廣州的美國商舶“中國皇後”與中國直接進行貿易，在廣州購置瓷器九百六十二擔。海上考古表明，亞、非洲許多國家通過貿易購買大量中國瓷，如埃及福斯塔特出土有7～17世紀的中國瓷器12000件，其中有一定的數量的青花瓷片。瓷器外銷的迅猛發展促進了瓷器質量的提高，正如《飲流齋說》記載：“……由近年西人輜金重購，業此者各自競爭，美術因之進步，顏料選工……所以最精最難辨者，大率皆最近之品”。瓷器銷售量增大，不僅刺激質量提高，同時促使不斷擴大再生產規模，瓷器作坊和窯廠增多，製瓷工匠隨之增加。以當時的景德鎮瓷器窯場為例，正如法國傳教士登退爾科爾所述“景德鎮，周圍坊裏之大工業也，人口近百萬，窯三千，晝間白煙掩蓋天空，夜間則色焰燒天。”增加的工匠是從周圍農村招來，有的變成獨立手工業者進行製瓷。“饒州七縣以及南昌、都昌等地之人，雜聚窯業，擁工為生”，正是“工匠八方來，器成天下走”。宋應星《天工開物》、唐英著《陶冶圖說》都詳細記載了當時製瓷業分工協作的生產工序。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記載：“每個中國之瓷廠，皆莫不有自己專技，若計算之，直至造成賣出之時止，每件瓷器需經工人之手五十六”。從而看出瓷器製作分工明確，已成“流水線”生產，生產效率提高，工藝技術精益求精。浙江龍泉窯、廣東石灣窯、福建德化窯等與江西景德鎮窯一樣，憑借著自己的地理資源和技術優勢發展瓷業商品生產，使整個窯場成為活躍的商品生產基地。隨瓷器貨源增加，國際市場日益擴大，反過來又刺激國內瓷業商品生產。
這時的瓷器造型與紋飾帶有明顯的異國風格。陶瓷專家馮先銘先生曾指出，明早期有明顯外來風格的瓷器，例如天球瓶、如意耳葫蘆瓶、執壺、花澆、魚簍尊、折沿盆、盤座、直流壺、扁壺等。它們有的摹仿陶器，有的摹仿青銅器，有的摹仿金銀器，以摹仿青銅器物的較多。天球瓶是仿敘利亞同式銅瓶製作的，伊朗阿迪比爾寺廟收藏一件天球瓶，頸肩之間有雙耳，腹施青花，有阿拉伯文字、卷枝紋、鳳紋與乳丁紋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永樂宣德青花天球瓶就是仿此類瓶燒製，是中國傳統與敘利亞風格結合的器物。如意葫蘆扁瓶，有兩式，一式上部葫形小口，下部扁圓形，另一式為下部稍大於上部，兩種瓶的兩側均有如意形耳，下均為長方形圈足，除上部略有變化，與西亞地區同形的陶瓶，銅、銀雙耳葫蘆扁瓶相同，主體紋飾相仿。洗口如意耳扁瓶，其形式為洗形小口，瓶腹較大，圓而扁，口肩連以如意形雙耳，寬圈足，肩部左右各凸起一個圓餅，是元明時期仿西亞地區器，青花紋飾卻是伊朗特色。青花執壺，小口，一側設有？形流，相對處有一曲柄，豐肩，肩下漸收，腹部近垂直形，圈足，宣德時期較常見，此為仿伊朗銀壺與銅壺，此壺又稱帶把壺。青花帶柄花澆，口頸相連，鼓球形腹，口肩有相連龍曲柄，仿西亞地區銅器。青花魚簍尊，有斂口與直口之分，口以下漸廣，腹下鼓，圈底，是仿西亞地區黃銅魚簍尊。青花折沿盆，盆口沿外撇，盆身上微窄，下略闊，盆體近垂直，平底，此仿敘利亞陶彩繪盆與伊朗黃銅盆。這時受外來影響的瓷器有的可追溯到更早時期，如青花執壺與荷葉形執壺造型相似，唐代已流行。還有一種大扁壺，小直口，壺身為圓扁形，正麵微鼓，中心有圓凸臍，背麵近平，中心為臥足，中有相應的圓形凹臍，左右肩部各有一活環係，正麵凸臍上多繪八角星儀，外圍有的繪纏枝蓮，邊緣為海水紋，側壁一周繪纏枝蓮紋，背麵無紋飾。近年來在陝北地區發現一件宋元時期扁壺，通體施褐色釉，口沿有斜凸棱，細頸，圓扁腹，一麵微鼓，一麵平，無釉為底，一側各有一係，可以看出這類壺較早時期就在我國流行。至於裝飾紋樣，有的早在瓷器上出現，明清時期青花瓷器使用的更為普遍，例如永樂時如意葫蘆扁瓶的寶相、花洗口如意耳扁瓶纏枝花、大盤的西蕃蓮（又稱回回花）等，特別是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永樂青花臥足碗，花紋是以阿拉伯文作裝飾，意為“主啊！保佑我們！”到了明正德時期使用阿拉伯文更為普遍。
國外青花料的大量輸入，加快了青花瓷器生產發展的步伐。青花瓷器呈色鮮豔，給人以明淨素雅之感，紋飾永不褪脫。在元末多采用青花進口料燒瓷，並且“通過來到我國的中亞國家匠師以及與中亞等國的貿易，我國學習了阿拉伯國家青花色料和青釉技法……這些也是受阿拉伯國家的影響”。明清以後青花瓷器著稱，其青花料同樣“多來自外國，如明初用蘇泥勃青，至成化時因蘇泥勃青用盡，乃用回青。紅色則用三佛齊之紫緋、渤泥紫礦、胭脂石”。明初鄭和從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次出使“西洋”，前後達28年，每次返航時，帶回大量製瓷青花料。明?王世懋《窺天外乘》載：“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貴……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還有明高濂《遵生八箋》、清唐衡鑫《文房肆考》、朱琰《陶說》、蘭浦《景德鎮陶錄》等都提到“蘇泥渤青”料（名稱譯音略有出入）。這種青花含錳量較低，含鐵量較高，其色澤如寶石藍花一樣鮮豔，常常有“黑疵斑點”，這種自然形成的黑色斑點與濃豔青藍色相映成趣，可謂“恰到好處”，這也是明洪武、永樂、宣德瓷器生產有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後，進口蘇泥渤青料用竭，貿易進口青花料發生變化，加之燒製技術的改進，青花瓷器的色澤特征也發生改變。燒製青花瓷器除使用平等青外，有的也加進口料，其官窯青花色澤的特征為柔和、淡雅而透徹的藍色，或藍中閃紫，因而稱“成化、弘治、正德”三期的官窯青花，則是進口青科和國產青科雜用期。《窺天外乘》還載：“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鐺鎮之南得之，經練石為偽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窯器，用之果佳”，進口的“回青燒製的青花瓷”不同於成化淺淡，其為藍中閃紫，濃重、鮮豔、幽青可愛。以正德嘉靖至萬曆青花瓷器使用回青較為突出。當時宋應星在《天工開物》載：“因青乃西域之青，美者，亦名佛頭青”。李時珍（1518～1593）在《本草綱目》中說“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佛頭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明會典》載：“吐魯番於嘉靖三十三年進貢回回青三百一十八斤八兩，兩斤值銀二兩”。從這些珍貴資料可知，西域國家輸入的回青色料非常重要，使用較多，《明史?食貨誌》、《大明會典》、《江西大誌?陶書》、《豫章大事業記》、《浮梁縣誌》等均有記載。僅嘉靖一朝官窯燒造瓷器近六十萬件，青料的用量必然相當大。“回青”料瓷器“幽菁可愛”，燒製商品瓷器的民窯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也想盡辦法得到回青，除了從外商購買外，他們不惜高價從禦廠的官匠中間去私買，官匠因有利可圖就合夥竊取，所以民窯也燒製“回青”料青花瓷。還有，據1786年《關於中國化學和醫學外科的觀察報告》載：“大青，這是由玻璃的粉末（是鈷的一種金屬灰）和打火石粉末，這兩種粉末混合熔化成的，從歐洲運到廣州，此外，波斯的藍色顏料也進口廣州（燒成後），仍然發出深沉而美好的色澤”。當時青料除西域進口外，還有一部分是從歐洲進口的。清代史料《戶都則例》記載，福建省海關的稅品目中有大青、宛青，說明到清代仍然使用進口青花料。由此可見，我國明清青花瓷器裝飾藝術精湛絕倫，著稱於世，是與外國的青花料分不開的。
當時專門為某個國家、民族審美需要而燒製的外銷瓷豐富多彩，如清末瑪利亞肖像碗、北海漁民捕鯨圖盤、綠地彩繪紋雙耳大蓋碗、乾隆彩繪盤，彩繪蘇格蘭士兵盤等，還有明代專燒克拉克瓷，這種風格青花瓷器屬外銷瓷，保留中國傳統畫法，卻具國外風格。廣州洋彩瓷始於18世紀，發展到19世紀成為銷往世界的彩瓷工藝產品。外銷瓷器是按國外瓷器“樣本”或“粉本”燒製，同時學習國外的技術配方，反映他們的社會、習俗、審美與愛好等。陶瓷藝人生產外銷瓷的過程就是學習國外文化藝術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引進外來藝術、燒製技術，在外來文化藝術中吸收營養，提高本國瓷器的質量，增加瓷器的品種與“花色”。目前，在美國紐約藝術博物館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意大利那不勒斯等地博物館藏明代正德、嘉靖年間西方國家特殊定貨燒製的外銷瓷。在南亞地區也遺存明代釉裏紅、青花瓷等。具體的瓷器有回回文三彩大盤、龍雲奔馬回回文白地青花大盤、八卦龍鳳海馬外文三彩大盤。英國旅行者William Hickey於1769年參觀廣州的一間廣彩工場，看到約200工人在瓷上繪圖案，例如瓷軍持在廣州、福建等地大量燒造，造型優美，質地實用，頗受當地人民喜愛。明萬曆按東南亞人的習慣，把軍持的流改為乳狀流運銷海外，銷量大增。1994年5月《南洋商報》報導：1994年初，在丹絨比拉岸外三海裏外處，打撈出沉沒於嘉慶二十九年（1817年）的“戴安娜”號船，此船是由澳門滿載中國貨物駛往加爾各答時意外觸礁沉沒，據說從船上的貨單看，僅各種瓷器就有兩三萬件，有中國傳統式樣、中西結合式樣與純國外式樣瓷器，主要是江西民窯產品。清代的外銷瓷同樣按照國外市場需要生產。如《景德鎮陶錄》記載：“燒製外國樣式瓷，銷往國外。洋器，專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粵東人，販去與鬼子互市，式樣奇巧”，外銷瓷的品種有餐具、咖啡具和“紋章”瓷。還有景德鎮燒好的白瓷運往廣州燒彩，再出售給國外，這就是所謂的廣州彩花瓷，簡稱“廣彩”。清?劉子芬《竹園陶說》載：“海通之初，西南之來中國者，先至澳門，後則至廣州。清代中葉，海舶雲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瓷，運至粵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於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洪染，製成彩瓷，然後售之西商。”這些外銷瓷也在國內進行貿易，至今仍是我國彩瓷中的一個品種。筆者在征集、收購傳世文物中就發現很多具有歐洲特色的瓷器，其圖案、裝飾、造型均是異國風味。
明嘉、萬曆時期，西方傳教士羅明堅、利瑪竇等相繼來中國，帶來大量西方宗教畫，傳播西方美術。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開放海禁以後，歐洲的繪畫、琺琅金屬工藝、掐絲畫、玻璃工藝製品等從廣州等港口傳入內地。西方畫家郎世寧、艾啟蒙等曾在宮內傳授西方繪畫，西方工藝美術在中國得以流傳。明末清初中國繪畫受西方影響並發生變化，明末名畫家曾鯨采用西方技法繪畫，以後又有謝彬、徐易、張遠等以西方技法繪畫，在社會上流傳。清宮內的著名畫家冷枚、焦秉楨、唐岱、陳權等以西方繪畫糅合在中國繪畫內，新創一派，代表作品有《萬壽盛典》、《平定台灣》、《平定準噶爾》等，內容是一些歌功頌德的軍事畫、曆史畫，具有一定的曆史價值，並影響民間。這種繪畫藝術在國內影響各種美術領域，也影響瓷器繪畫，陰陽凹凸渲染、點透視等技術以及西方幾何圖案作為彩瓷飾地，大大豐富了瓷器彩繪內容。中國青花瓷器的繪畫表現原為中國傳統水墨畫效果，所繪的青花紋樣屬勾勒平塗，到明晚期，青花瓷器出現“分水技法”，即青花分層有色階變化，它是以不同濃淡青料，有意識繪成多種深淺不同的色階，到清朝康熙時期成熟。色階變化多到九層，有凹凸變化，遠近之分，具有立體感。所繪人物生動真實，衣褶變化豐富，質感強；飛禽走獸羽翅、皮毛栩栩如生；山水畫麵，群嶺環繞，層巒疊嶂，河溪瀑布，由遠而近，若聽見潺潺的流水聲；花卉樹木有陰陽變化，蒼翠鮮豔，四季分明，如臨其境。
琺琅彩瓷與粉彩瓷器，色彩原料均含“砷”，是清代康熙年間學習西方燒製的。康熙皇帝喜愛西方琺彩畫，於康熙五十九年在宮內造辦處燒製成功，雍正六年琺彩料於宮內造辦處自製成功，隨後民間也燒製，又稱瓷胎畫琺琅，屬釉上彩。琺琅料主要成份是硼酸鹽和矽酸鹽混合物，其質是鉛硼玻璃，再加入適量的金屬氧化物色素，用在白瓷胎器皿上作畫，入彩爐烘烤而成。畫麵精致，色彩瑰麗，有陰陽色階變化，並有堆料凸起之感，具有特殊的藝術魅力。粉彩色料是含砷的“乳白玻璃”，它也是釉上彩，是在白釉素胎器皿上以“玻璃白”打底，彩料渲染作畫，再於彩爐烘烤而成，畫麵光亮，淡雅柔和，豔麗光彩，色階變化多有濃鬱淺淡凹凸變化，人物、動物與花卉精細入微，改變以前單線平塗的繪畫，具有立體感。《景德鎮陶錄》載：“廣窯，始於廣東肇慶府陽江縣所造，蓋仿洋瓷，然景德鎮唐窯曾仿之，雅潤足觀，勝於廣窯（洋瓷即琺琅彩器）”。清唐英《陶冶圖說》載：“園琢白器，洋彩繪畫仿西洋彩，造畫作高手調和各種顏色，油便渲染，肢便塌刷，清水便推填”。由於琺琅彩與粉彩瓷鮮豔美麗，為彩瓷的佼佼者，雍正時也在民窯很快流行。乾隆時興盛的“象生瓷”也是在這種彩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正如朱琰《陶說》記：“按瓷器彩畫成於明，其大學取樣於錦緞，寫生仿古十之三四。今瓷畫樣十分之則洋彩得四，寫生得三，仿古二，錦緞一也”。琺琅彩瓷與粉彩瓷直到清末盛燒不衰，在瓷器彩繪史上占了最輝煌的一頁，在中國藝術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總之，明清瓷器的裝飾彩繪畫麵，不論釉上彩還下釉下彩，大大超越前朝，雖然學習西方美術繪畫藝術技巧，色彩多樣，造型準確，質感性強，再現物象風韻與藝術魅力，但是仍保留中華民族傳統繪畫的濃鬱情調。題材內容是人們喜聞樂見的，有四季花木、山水秋色、橫笛放牧、漁樵耕讀、紡織種田，充滿著東方藝術所特有的情趣。同時還有寓意吉祥的畫麵，例如羊，寓意吉祥；魚，年年有餘；馬背騎猴，馬上封侯；鬆竹梅，歲寒三友；瓶上繪四季花，年年平安；鴛鴦，夫妻生活美滿；石榴，多子多福等等。突破了時空，突破自然界的生態矛盾，把不同季節花草、互相殘殺的動物放在一個畫麵內，表現人們美好願望，描繪人與自然界和諧相處，整體畫麵意境是民族風格。為了降低瓷器生產成本，提高產量和燒造質量，清末學習國外生產瓷器的注漿法製胎――模範，這種工藝至今還在使用。
四
隨著清政府統治的沒落，外國侵略變本加厲，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洋槍炮的威脅下，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甲午海戰後，中國進一步淪為半殖民地，鴉片的大量輸入給中國經濟以致命的打擊，破壞了城市手工業和農民家庭手工業。雖然中國的瓷器生產憑借地理資源豐富、手工業燒造與之抗爭，但仍每況愈下。《陶雅》記載：“吾華瓷品尚矣！而今不如古者，原因甚繁複也。曰胚胎，昔之土質細膩，今則粗劣矣。曰手工，昔之模範精整，今則苦窳矣。曰彩色，昔之顏料鮮明，今則黯敗矣。曰樣式，昔之古意深厚，今則俗惡矣。曰畫手，昔之寫生雅致，今則蠢謬矣。曰火候，昔之出窯完美，今則暴薛矣。”隨著瓷器生產的下落，少數瓷器在用途、造型、紋飾方麵也有變化，如燒製瓷鴉片煙槍及賭博瓷盒，還有受外國影響的裸體女像、男女裸體穢褻等色情、淫蕩庸俗的紋飾。從主流看，瓷器的生產仍在慢慢地發展著。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陶瓷得到飛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