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搜集文物本身的資料作為鑒定的輔助依據
對文物本身的檢查必須係統和全麵，盡可能地搜集可以作為鑒定依據的線索，尤其是文字類的材料。比如一些工業產品上有生產批號、產品編號、生產廠家，以及材質、加工方法、使用痕跡等均可作為鑒定的輔助依據。
3.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檢測結果作為鑒定的參考依據
近現代文物中有許多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種類千差萬別，有些已不能單純憑借專家個人的經驗來對文物進行鑒定。現代科學技術作為輔助手段在文物研究領域的應用已日益廣泛，如X射線熒光分析法、電子探針顯微分析法，甚至DNA檢測法都已應用在某些重要文物的鑒定上。但現代技術手段並不能完全替代傳統的鑒定方法，對於各種先進儀器設備所得出的分析結果，還必須結合文物本身和相關的其他資料，進行全麵綜合分析後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三、對於鑒定標準的把握
同古代文物一樣，近現代文物隻有經過考證鑒定才能判明其價值，而鑒定則必須有一個標準。1987年文化部頒發《文物藏品定級標準》，要求全國各博物館將館藏文物按其價值區分為珍貴文物與一般文物，將珍貴文物分別定為一、二、三級，以利於保管、維護、研究和利用。2001年又對此標準作了修訂，重新頒布。由於文物的門類、年代、製式、材料（質地、成分）、造型、工藝、規格、性能、產地……以及物主的身份、地位、活動、背景、流傳經過等，千般萬種，千差萬別，有些方麵有可比性，有些方麵沒有可比性，情況非常複雜，因而期望有有一個“度量衡”式的標準，去準確地“對號入座”是不現實的。現行《文物藏品定級標準》是一個有較大包容性的原則性標準，也就是一個相對通用的尺度。在鑒定工作實踐中，要根據文物的具體情況，經過反複的斟酌比較才能把握適度。
近現代文物鑒定工作中應把握好以下幾點：
第一、待鑒定近現代文物的幾個必備條件：
（1）經過認真嚴格的考證，確為原件、真品；
（2）物主及其身份明確，知名度高，文物與物主的主要活動密切相關；
（3）對反映全國性或地方性重大事件具有直接見證意義或重要佐證意義；
（4）在某一領域中具有開創性、裏程碑性、代表性的遺存物；
（5）確實、生動及有意義的形成經過和流傳經過；
（6）載有特殊意義的銘文、注記或圖案標誌；
（7）存世數量稀少。
近現代實物隻有至少具備以上第1、2點和3、4、5中的任一點，才具有文物的性質，方可考慮將其視作近現代文物進行級別鑒定。確認一級文物時，還必須具備第6、7點。
第二、將文物個性與通史大背景相結合
通史，既反映著曆史的縱向發展，即時間的推移、社會的變遷、事物的演進，同時又反映著某一時期內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之間的橫向關係，是人類對曆史的全麵而係統的認識。從通史的角度著眼，才能對不同類型、不同時間、不同性質、不同功能的文物進行比較和鑒定。各種文物，也隻有放在通史的“天平”上，才能顯現出其內在的價值。
第三、曆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教育價值
按照文物界通常的看法，文物具有曆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近現代文物除具備這三種價值外，還有著特殊的教育價值，或者說社會教育價值。它既不等同於曆史價值，又不等同於藝術價值或科學價值，這應看作是近現代文物的一種新的價值內涵。
近現代文物大多與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曆史事件有關，反映著中華兒女前赴後繼、自強不息的鬥爭精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時期愛國誌士、革命先烈、領袖人物和英雄模範的遺物，對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有著強烈的感染力。如黃興在“三?二九起義”失敗後寫的絕筆書、鄂軍政府獎給何青雲先烈的“辛亥首義立功證書”、廣州起義時工人赤衛隊使用的鐵刀和紅布條等。這類文物在對社會公眾進行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中，有其獨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社會教育價值不是其他三種價值的延伸或派生，而是有著獨特意義的又一種價值。
第四、代表性、典型性、標誌性
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標誌性的文物當然是珍貴的，三者在概念上有些交叉和重疊，不必詳加區分。重要的是，所要鑒定的文物，是不是能夠反映某一事件的主要情節和基本內容，是不是能夠反映主人公在事件中的主要活動和曆史作用。如果是，那麼這件文物就是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反之則不是。標誌性主要指重大曆史事件（或人物的重要經曆）開始的標誌、結束的標誌、勝利的標誌、失敗的標誌、轉折的標誌等，要特別注意那些帶有“第一”或開創意義、裏程碑意義的文物，如全國或本地的第一個政黨成立宣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第一次青年團代表大會的有關文件、第一所新式學堂等，這些都是帶有標誌性的。
第五、文物不宜區分為正麵的或反麵的
許多年來，人們習慣上把在曆史上起積極、進步、革命作用的人物稱為“正麵人物”，把在曆史上起消極、退步、反動作用的人物稱為“反麵人物”。與此相對應，博物館界也把前者的遺物稱為“革命文物”（正麵文物），把後者的遺物稱為“反麵文物”。由於有了這種區分，人們對這兩種“性質”不同的文物的態度也就不同，對前者重視，對後者不那麼重視，甚至心存疑懼。有些在當地知名度很高的近、現代人物，隻因他不屬“革命”營壘，當地博物館就不注意或不收集他們的遺存物，造成某些近現代文物的空缺。許多知名人物在曆史上的作用是複雜的，褒貶不一，不能簡單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也有很多著名人物是處於中間狀態的。即便是同一個人物，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也會有變化，有時起積極作用，有時起消極作用。類似像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這樣的人物，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就文物本身而言，不管是哪個著名人物的遺存物，都是曆史的載體，都起著同樣的見證曆史的作用，不應區分為正麵的或反麵的。隻要它們對見證曆史事件有著直接的重要意義，換句話說，隻要它們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就應視為重要文物。如北洋軍閥絞殺李大釗的絞刑架，不論它是正麵文物還是反麵文物，其本身是當時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鎮壓中國革命的有力罪證，而被殺害者又是中共著名領袖李大釗，所以這件曆史見證物就可以定為一級文物。抗日戰爭結束後，在南京受降儀式上，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呈繳給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指揮刀，既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證，也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象征，既有反麵意義，又有正麵意義，這樣一件有重要標誌性的曆史遺物當然也應定為一級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