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而言，使我們對《?冠子》一書的價值與內容產生重新認識的考古資料主要有：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天象》、《四時》、《月忌》，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黃帝四經》等，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漆箱天文圖，銀雀山漢簡《陰陽五行時令占候》，郭店楚簡，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八角廓漢簡，雙古堆漢簡，張家山漢簡《日書》，河南濮陽西水坡M45青龍白虎蚌圖，河北宣化天慶六年（1116年）遼墓拱頂星圖，遼寧牛河梁積石塚群遺跡，大河村新石器時代彩陶上的天文圖像，殷墟卜辭中“星”與日食、月食的記錄等等。
考古新發現也為研究中國古代的天學提供了豐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將文獻資料與考古發現結合起來，作係統深入的對照比較，無疑是研究古代天學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們通過對一些重大考古發現，與《?冠子》一書中的天文資料進行對比，可進一步認識《?冠子》一書的思想和學術內涵，從而對中國古代的天學思想有更加明晰的認識和了解。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隨縣擂鼓墩發掘了戰國時的曾侯乙墓。據墓中的銅器銘文，可確定為公元前433年或稍後的墓葬。在墓東室出土的5件衣箱中，有一件拱形蓋麵上，一端畫青龍，一端畫白虎，中部畫一象征北鬥的大鬥字，圍繞北鬥書寫二十八宿名稱。這是我國迄今發現的記有二十八宿全部名稱，並有北鬥、四象與之相配的一件最早的天文實物資料。在該天文圖像上，一個巨大的“鬥”字寫在畫麵中央，明顯地突出了北鬥的重要地位，這是符合我國古代天文學傳統特點的。北鬥七星之所以引起我國古代人的注意，不隻因為它在天空的位置顯著，還由於它的鬥柄圍繞天極的周日旋轉（地球自轉的反映），可以指示夜間的時間早晚，猶如白天可以利用太陽的方向來定時間一樣。更重要的是，北鬥七星在圍繞北天極的周年旋轉（地球公轉的反映），可以指示暑往寒來季節的變化。所以《?冠子?環流第五》說：“鬥柄東指，天下皆春；鬥柄南指，天下皆夏；鬥柄西指，天下皆秋；鬥柄北指，天下皆冬。”這說明?冠子不但對北鬥七星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作用非常了解，而且能把北鬥與四象、四方結合起來，看作一個整體。如《?冠子?天權第十七》就說“招搖（即鬥之柄端，主指者）在上，繕者作下。取法於天，四時求象。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而我國古代四象是與二十八宿緊密聯係的。
我國古代在觀象授曆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對日、月、五星（水、金、火、木、土星）的運行及位置作係統觀測，繞天一周選取二十八個星座作為觀測標誌，叫作二十八宿。在我國古代的文字記載中，很早就有了屬於以後的二十八宿的星座名稱，如殷墟卜辭、《詩經》、《周禮》中都可見到，但沒有二十八宿的具體名稱。一般認為：可信的最早記載二十八宿具體宿名的，是成書於公元前239年的《呂氏春秋》，二十八宿分作四象到漢代成書的《淮南子》和《史記》中才有記載。曾侯乙墓天文圖的出現，改變了這一認識，這一發現告訴人們，早在公元前433年以前，我國古人即有了二十八宿的具體名稱了。不僅有係統的二十八宿名稱，而且還將二十八宿平均分作七組，分別與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青、紅、白、黑四種顏色，以及龍、鳥（朱雀）、虎、玄武幾種動物相配，稱作四象。曾侯乙墓的漆箱蓋上雖隻繪了青龍和白虎的圖案，缺少朱雀和玄武，但青龍、白虎所處的位置是與四象的劃分基本一致的。《?冠子?天權第十七》則將四象作了具體的記載，並把它與四時、北鬥運行的狀況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了。這就明確地把四象、二十八宿與春、夏、秋、冬四季的運動變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從而在中國古代天文學史上開創了把四象、二十八宿與四季變化相聯係的思維方式與認知理論，進一步完善了中國古代的天文學思想。
曾侯乙墓天文圖的發現印證了《?冠子》中的天學記載，《?冠子》中的天學資料與曾侯乙墓天文圖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曾侯乙墓天文圖在中國古代科技史特別是天文學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與作用，那麼，《?冠子》在中國古代天文學史上是否應占有相應的位置呢？至少從文獻角度看，《?冠子》將過去認為的四象說出現於漢代著作《淮南子》和《史記》的觀點向前推至了戰國末期。
1993年冬，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的《太一生水》，是一個重要的考古發現。郭店一號墓的年代，據發掘者推斷，在戰國中期偏晚。而郭店楚簡的年代下限應略早於這個年代。《太一生水》是郭店楚簡中的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時期所稱的“道”，該文主要論述了“太一”與天、地、四時、陰陽等的關係。堪稱中國古代出現得較早的宇宙生成論文獻。《?冠子》中不但有“太一”，而且有較豐富的宇宙生成論資料。我們通過比較可發現：《太一生水》與《?冠子》中的“天則第四”、“環流第五”、“度萬第八”、“泰鴻第十”“泰錄第十一”、“天權第十七”等篇，都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句、詞語。《太一生水》中的許多觀點與《?冠子》如出一轍。此外，《?冠子》強調“太一”為萬物的根據等，將《太一生水》的思想進一步加以豐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