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基辛格降生的時候，紐倫堡已出現反希伯來人的報紙，這一發行量達50萬份的報紙叫囂要把猶太人全部滅絕，很快在菲爾特也燃起反猶太人的熊熊大火。
1935年，在納粹黨的煽動下，通過了紐倫堡法案，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權，禁止猶太人與德國基督徒通婚，禁止猶太人在國立學校任教以及從事其他專業性的工作。
因此，路易斯·基辛格突然被認為不能教真正的德國人，失去了他引以驕傲的工作。他籌建了一所猶太人假日學校，在校裏教會計學，但他從此變得一蹶不振，被他那顆善良的心所無法理解的仇視弄得卑微而委瑣。
多年之後，基辛格盡量不提他的猶太人身份。在他難得的幾次有關他童年時代的談話中，他稱自己的家庭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德國人”，當然，他遲疑了一會兒才說，是德國猶太人。但是，他們是已經德國化的猶太人。
他也盡量淡化孩提時代所遭受的心靈創傷、迫害、毆打和那種被社會所拋棄的感受。“我在菲爾特的生活沒有留下什麼抹不去的痕跡。”基辛格說，“我並未意識到自己不幸福。我並不真正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對孩子們來說，這些事沒有那麼嚴重。”
基辛格的童年朋友認為這話是自欺欺人之談。有些人認為他那富有傳奇性的缺乏安全感就來自於他對記憶的逃避。一個為了看球裝成是別人的孩子長大之後，很可能為了得到社會承認和政治地位去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他的朋友們這樣認為。
葆拉·基辛格對納粹時期所遭受的痛苦更加直言不諱。“我們的孩子不允許跟其他孩子玩。”她說，“他們被關在花園裏。他們喜愛足球，尤其是亨利，但紐倫堡的比賽禁止他們觀看。”她特別記得她的孩子那滿臉的困惑和害怕——當他們看到納粹青年一邊走一邊奚落猶太人時。“幾乎所有的菲爾特城的青少年都參加了希特勒青年團。他們穿著製服，高唱進行曲，在街上列隊行走，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瞧著，不懂為什麼他們沒有權利參加。”
“反希伯來主義是巴伐利亞的特征，並不是從希特勒時代才開始。”曼納欣·利昂說。“我們跟非猶太人孩子沒有來往。我們看到非猶太人孩子走過來就害怕。我們經曆了現代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我們把這看作理所當然，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
基辛格的其他童年夥伴也有過類似的痛苦回憶。他們不能去遊泳池、舞廳或茶室，他們到哪兒都能看到“猶太人禁止入內”的牌子。他們認為這些事情都存在於他們的潛意識中。“我們都在某種自卑的心態中長大。”弗蘭克·哈瑞斯說。
納粹的崛起對葆拉·基辛格打擊最大。路易斯對所發生的一切噤若寒蟬、呆若木雞，但葆拉卻很敏感，並為此感到深深地痛苦。她是個生性活潑、好交際的女人，在夏天，每天她和一些非猶太人朋友去遊泳池遊泳，當她的非猶太人朋友開始回避她，當猶太人禁止出入遊泳池時，她開始意識到她的家庭在德國沒有前途。
“這是我的決定，”她過後說，“我這樣做是為了孩子們。我知道留下來沒有生路。”
她有一個表親多年前移居到美國曼哈頓的華盛頓高地，雖然她們從未見過麵，葆拉於1935年底寫信給她，問是否能讓海因茨和瓦爾特到她那兒去生活。“不”，她的表親回答，“整個基辛格一家應移居到那兒，不僅僅是孩子們。”
葆拉非常愛自己的父親，不願意離開他。他因為癌症正在死亡線上掙紮。但到1938年春季，她意識到別無選擇。她的表親已為他們辦好進入美國的必要手續，他們離開德國所必需的所有文件已得到批準。
基辛格一家最後一次去拜訪葆拉的父親和後母。“我從未見過我父親哭，但他跟我母親的父親告別時哭了，”基辛格說，“我極為震驚。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卷進了什麼不可挽回的大事件中去了。這是我第一次碰上我父親無法對付的事。”
1938年8月20日，基辛格一家坐船到了英國，在親戚那兒作短暫停留後便去了美國。離開德國時他們隻允許帶上一些零花錢，家中大量藏書被迫留下。
不到三個月，納粹暴徒搗毀了他們的猶太教堂和大部分猶太人的機構。隨即基辛格的伯伯、姑姑、嬸嬸等13位親戚先後喪生在納粹集中營裏。他們中有人曾認為希特勒不會持久，以致坐以待斃。
§§第二章 廣闊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