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髒乎乎的訓練營裏，亨利·基辛格獲得了美國公民權。這不過是軍隊為仍舊是移民身份的士兵補辦的例行手續，沒有什麼儀式。他被人推來搡去——打預防針、數脈搏、立正。
但對基辛格來說，公民權是他掙來的榮譽。為美國而戰就是為祖國、為家鄉而戰，他已不再是外人。
軍隊給像基辛格這一類的人提供了許多新機會，這裏有來自美國各個角落的人，如果說美國是個熔化鍋，“軍隊使熔化鍋裏的東西熔化得更快”——基辛格在軍隊的戰友和在政府的同事赫爾穆特·索南費爾特說道。
基辛格熬過了基本訓練階段之後，寫信給也要服兵役的瓦爾特，給他提供了一些兄弟般的忠告，要瓦爾特盡量保持中庸之道，不要跟社會渣滓交朋友，不要賭博，不要借錢給人，不要去妓院。“我跟你一樣愛女人，但我不想碰那些肮髒、受梅毒感染的兵營交際花。”他寫道。
基辛格用一種典型的兄長的口吻結束了自己這封信：“你我有時候合不來，但我猜你像我一樣知道在緊要關頭，我們能信任對方。我們現在就處在緊要關頭。”
軍隊裏的緊要關頭是以奇特的方式體現出來。在智力測驗中，基辛格是他那支部隊得分最高的。於是，他被列入軍隊特殊訓練計劃的對象，被派往賓夕法尼亞州伊斯頓的拉斐特學院學習。
他渾身上下仍透出一股學究氣，他愈來愈相信自己與眾不同、出類拔萃。甚至在軍隊挑選出來的聰明頭腦中，他仍被認為是最有頭腦的，老師常常要他輔導其他學生的功課。學習迷住了他，叫他不能自已。他常常不吃中飯在屋裏啃書，置身於零亂的房間裏一邊嚼著餅幹，喝著可口可樂，一邊嘟嘟囔囔地評議個不停。
有一陣子，有些好鬥的青年衝著他說一些反希伯來人的話，基辛格太聰明了，不會由著性子卷入一場爭鬥。雖然他的幽默感還未形成，他已經發現可以用善意的嘲弄或自嘲來緩解緊張局勢，化敵為友。
這個軍隊特殊訓練計劃來得突然，停得也突然，原因是當士兵們在戰場上流血犧牲的時侯，另一些士兵卻在這裏學習，公眾紛紛對此表示反對，高級當局隻好下令停止這項計劃。基辛格隻得又回到枯燥無味的大兵生活中去。
一天，基辛格所在的部隊剛剛行軍了10英裏，大家都分散在草地上休息。突然，一輛吉普車挾帶一股灰霧滾滾而來，嘎地在目瞪口呆的士兵們麵前停下。
“誰是你們的長官？”從車上跳下來一個列兵叫道。一位中校搖搖晃晃地站出來。列兵用大炮般的普魯士腔調吼道：“將軍派我來談我們為什麼要加入這場戰爭。”
這個富有戲劇性的場麵深深印在半睡半醒的亨利·基辛格的記憶中。
他做了一件他從未做過的事：他遞了一張字條：“親愛的列兵克雷默爾，我昨天聽了你的演講，說得好極了。我能幫你的忙嗎？列兵基辛格。”
35歲的克雷默爾出生於一個反希特勒的富有家庭，他曾做過律師並獲得過兩個博士學位，他從家鄉普魯士逃出來，入了伍，受命到一個兵營又一個兵營作形勢報告。
基辛格的字條叫他很感興趣，他們麵對麵地談了20分鍾。“你有一副不同尋常的政治頭腦。”克雷默爾告訴他。基辛格很吃驚，他不曾注意到自己這個特點。
克雷默爾成了賞識基辛格的第一個伯樂。是他把基辛格從步兵營調出來，做了保林司令官的德語翻譯；是他選拔基辛格做占領地區的行政長官，為基辛格進入反諜報機構鋪平道路；是他說服基辛格戰後進哈佛大學讀書。確切地說——“我扮演的不是發現基辛格的角色！我的作用是使他自己發現自己！”克雷默爾吼道。
的確，在他們有關政治、哲學、曆史的暢談中，基辛格發現自己不可能成為一名會計。
克雷默爾還在基辛格身上發掘並培養了保守主義的傾向。“亨利的曆史知識，對曆史的尊敬導致他對秩序的推崇。”克雷默爾說，“他有一顆保守主義心靈，他理解國家的責任就是維持秩序。”
現在，克雷默爾覺得自己過去看走了眼，但即使在他後來對基辛格充滿怨恨的年代裏，他仍忍不住把他以前對基辛格的感情和敬意傾訴出來：“他的動機比我原來想象的要粗糙得多。他在反諜報機構工作的時候，有人告訴我他是一個自以為是、難以相處的人。基辛格有個艱難的青春時代，我沒有。我知道我是誰，他卻不知道。基辛格也許早就渴望權力。他顯然渴望獲得承認。但我記得當時他渴望獲得知識、追求真理。他想知道一切，不僅是對他有用的東西。他過去是——現在也是你能想象的最富有天才的人。上帝從籃子裏拾起才氣，平均分配給人們。但對基辛格，他把整個籃子都給了他。”
1945年3月，基辛格所屬的84師占領了德國的克雷菲爾德市。這座城市正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沒有垃圾處理站，斷水、斷氣。在克雷默爾推薦下，僅僅是列兵的基辛格做了行政長官，隻用8天時間建立了一個市政府，著手恢複秩序和供應。就這樣，他被提升為反諜報機構的中士，專門負責抓隱匿的蓋世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