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他寫作的時候，安妮隻能輕手輕腳，除非必要，平時連話都不敢跟他講，這種狀況經常要持續好幾個月——這對任何女人都是不堪忍受的。
他們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基辛格的獎學金付掉他的學費後所剩無幾。安妮找到一份圖書保管員的工作來維持他們的生計，另外還料理家務，幫他打印清稿。
埃利奧特教授對於基辛格，與其說是一個學問授予者，不如說是私人保護者。他知道他這個輔導生在思辨能力上已超過了他，但他是基辛格的哈佛同事中難得的一位不表示嫉妒的人。相反，他盡其所能地幫助基辛格，幫他找工作，賺錢，在對基辛格頗為冷淡的學術團體裏為他打下社交和政治基礎。
在埃利奧特的推薦下，基辛格主持了哈佛夏天國際研討會，研討會成員都是歐亞各地前途遠大的青年，基辛格對他們殷勤周到。他有一種本能，知道該邀請到那些日後會成為他的東道主的人。
這些人中間許多人在基辛格當政時就已成為各自國家的重要人物，或新聞記者、銀行董事長。基辛格受益匪淺，甚至到90年代，他還跟這些人保持著工作關係。
在哈佛就讀的這段日子，基辛格給人印象是個沒有童年的人。他老是一本正經的樣子，老是來去匆匆，好像世界上就屬他最忙。
他在哈佛最強有力的對手是後來成為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回憶說：“基辛格對他懷有競爭心理。”基辛格聲稱正好相反。也許倆人說得都對。布熱津斯基後來沒有撈著哈佛終生教授的職位。
基辛格順利通過了博士論文，因為他那傲慢、難以相處的脾氣和那掩飾不住的、想在政界謀求發展的勃勃野心，哈佛也拒絕給予他終生教授的職位，哈佛需要獻身教育而不是把哈佛當做躋身於權力中心的台階的人。
1955年，設在紐約的對外關係協會聘請基辛格作為一個研究小組的報告人。這一小組負責考察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1954年倡導的針對蘇聯的“大規模報複”戰略的含義。基辛格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這個工作，因為它像國際研討會一樣提供了一個接觸外交政策精英集團的機會。
進入這個研究小組後，基辛格才發覺哈佛隻不過是遠離世界權力中心的一潭死水。
研究小組的中心議題是美國有可能需要發展進行局部戰爭也就是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戰爭能力，基辛格負責整理會上討論項目並寫出一本書。他把專家分成小組，要求每一組就一個具體問題提出建議，經過兩年努力，他以個人名義出了一本書——《核武器與對外政策》。
在對外關係協會的曆史上，頭一次一個研究小組變成專為幫助報告人寫書的顧問班子。
無名教師寫的有關國防政策的嚴肅書籍很少能上暢銷書榜。令出版商和他本人吃驚的是，1957年這本書出版後，連續14個星期高居暢銷書榜首。《紐約時報》數星期把此書列為頭版頭條。“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對基辛格大加讚賞，尼克鬆還有一張拿著這本書的照片。總之，這本書的廣泛流傳，使基辛格一躍成為外交政策研究方麵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