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谘詢公司和其他諸如演講、發表評論文章、在電視台當客座評論員等給他每年帶來800萬美元的收入。到90年代初期，基辛格老當益壯、聲望不減，但他重新步入政界的希望愈來愈小。待他快接近70歲生日之際，他的生活充斥著旋渦般的晚宴、商業旅行、鄉間周末。他的時間表依然排得滿滿的，從黎明到深夜的每一分鍾都計算在內，預約都在數月前定下來。當他為滾滾財源來去匆匆時，依然精力過人、焦躁不安。他太積極好動，鋒芒畢露，無法保持一種淡泊致遠的老政治家形象。但他在商務活動、新聞明星、豪富社交生活中找到一種平衡的、他所喜愛的、熱烈興奮的生活方式。
基辛格跟他的兩個孩子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伊麗莎白讀了醫學院，並在波士頓地區成為一名醫生。長得跟父親很像的大衛在曼哈頓一家大公司當律師，後來跳槽當了一名娛樂雜誌的記者，基辛格對此事的反應是裝著嚇了一大跳的樣子。
基辛格對美式橄欖球和英式足球愈來愈入迷。每個星期天他和朋友們坐在電視旁剖析每個隊的戰術，推算比賽結果。1990年，這位曾在家鄉菲爾特城被禁止看球的男孩如今成了羅馬世界杯足球賽的名人。“我在世界杯比在我喜愛的其他非足球活動中得到了更廣泛的注意”，他告訴新聞界。1994年，他籌劃安排美國作世界杯的東道主，並成為指導賽事委員會的榮譽主席。把足球引進美國，他說，“是一種傳教事業”。
當基辛格坐下來為自己的財政情況進行預算時，他猜測他的演講收入會減少，畢竟他下野已達15年之久，名望和權力肯定會下降。但是，在90年代，這種事沒有發生，像變戲法似的，他始終坐在名人寶座上沒有跌下來，這是任何其他國家領導人無法做到的。
他到底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主要是靠朝這個方向百折不撓地努力工作。就像台柱演員離不開聚光燈、離不開攝像機。新聞製片人發現他是不可多得的瑰寶。
90年代初期，如果說基辛格耀眼光芒中缺了什麼，那就是無論在社交上還是專業上，他的世界少了幾分實質，多了幾分浮華。他與他的大部分朋友缺乏心靈和智力的交流，他們的輕浮與他有點格格不入。然而，那些晚會仍是那麼炫目，旅行仍是那麼輝煌，朋友情誼仍是那麼溫馨愜意。
青年時代，基辛格征服了學術領域。然後是在華盛頓世界和外交事務取得了輝煌成果，成為新聞明星和名人，然後又是開大公司、進入富人圈。在這些領域的每一個——從高檔次的全球外交領域到微不足道的雜誌專欄——他這個人智慧和暴躁性格的混合物、自以為是和缺乏安全感的混合物、富有魅力和作風鬼祟的混合物使得他成為他的時代的首要明星之一。
1991年，葆拉·基辛格——這位把自己家人從納粹魔掌中挽救出來的女人，這位心滿意足的母親迎來了自己90歲生日。
她仍舊那麼步履輕捷、心直口快、頭腦敏捷，同時也那麼健康，她的公寓在10樓，那個月，她公寓的電梯壞了好幾天，大家要她搬到一個方便一點的套房，她拒絕了。每天，她爬10層樓梯上下，對年齡所作的惟一讓步是每爬三樓左右停下來休息一會兒。大樓裏的朋友趁她歇氣的時候邀她喝一杯茶。
她生日的那天晚上，瓦爾特·基辛格的一位當教師的兒子從加利福尼亞飛來拜訪她。他把她帶到他住的飯店，當她走進房間，她吃驚地發現她的兒子們——亨利和瓦爾特以及其他家庭成員均在那兒。
吃飯期間，亨利·基辛格提到他母親的力量。“因為她不屈不撓的天性”，他說，“這一家才從納粹德國逃出來。也正因為她，他們到美國後能舒適地生活著，她的兒子們能上大學。在逆境中，正是她通過她的勇氣、精神和奉獻把全家人團結在一起。我取得的每一成就，我們一家取得的每一成就都歸功於我們的母親。”
葆拉沉默了一會兒，深深地沉浸在這個情景之中。接著，她說：“這一輩子活得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