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即20世紀三四十年代。《民國叢書》的《古史辨》的出現，是在“五四”反傳統、張揚個性精神的影響下對傳統的經學研究進行徹底否定，更是對現代《詩經》學的開創。胡適提出傳統考據方法的科學化，用現代觀念解釋傳統文化。他的三篇文章《論野有死麕書》、《詩三百首“言”字解》、《談談詩經》就是對其理論的實踐。其次是顧頡剛等人對具體問題的討論，如對徒歌與樂歌的討論，以及對《靜女》篇的討論。還有聞一多的早期論文《詩經的性欲》，是受弗洛伊德學說影響，用泛性論和潛意識來解讀《詩經》的代表性作品，此外他還有為《詩經》作注解的《詩經通義》。另外還有郭沫若曆史取向上的研究以及朱東潤“國風非大部分出於民間”的討論。
第三階段，50年代至70年代，由於特殊的原因，這一時期文學研究處於一個運用以階級分析法為主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思想整理傳統文化的時期。此期的《詩經》學研究在係統上有所加強，但由於方法上偶或失於機械套用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一些偏差，模式化傾向是一個突出的問題。這一時期以郭沫若的曆史研究影響最大。此外還有餘冠英、高亨等人的研究。
第四階段，80年代後《詩經》學的研究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的取向，一是對五六十年代單一視角的突破。這首先表現在對《詩經》某些問題的重新認識和評價上，可以袁寶泉、陳智賢的《詩經探微》為代表。該書收錄10篇文章，前七篇是對《詩經》中一些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名篇的思想、主題的新探索，後三篇是就《詩經》研究中的某一論題的專題闡述。其總的傾向是針對遊國恩的《中國文學史》、餘冠英的《詩經選》的某些認識做翻案文章，核心意見是要否定“詩經民歌說”。二是傳統問題的深入以及新課題的引入。如趙沛霖第一次運用文化人類學視角係統研究《詩經》，他的《興的源起》一書，從發生學的觀點探討了中國美學史上一個重要範疇“興”的起源、發展，以及“興”產生後給詩歌藝術帶來的質的飛躍。他的研究為我們認識美學中的重要課題——曆史積澱說提供了詩歌藝術的具體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