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經》學的發展，經曆了三個重要階段，即漢唐經學、宋元理學、清代考據學。一般認為明代是《詩經》研究的一個斷層，但80年代以來對明代《詩經》學給予了高度重視，出現了許多論著。如程俊英的《論徐光啟的詩經研究》，費振剛、錢華的《明代反傳統的詩經研究》，傅麗英的《明代詩經學》，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這些研究有力的反駁了“明代無《詩》學”的說法。至此《詩經》學已經形成一個自漢開始不間斷的研究過程。
進入20世紀後，學界對《詩經》的研究更為關注，費振剛甚至認為20世紀的《詩經》研究史是一部學術史的縮影。高原、喬健的《〈詩經〉研究誤區綜述》中這樣劃分階段：從“五四”到70年代末是一個階段，70年代末往後是一個階段。“古往今來對《詩經》的研究按所使用的方法特色可分為三大階段：‘五四’之前，微言大義，知有經而不知有詩。‘五四’到70年代末，現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批評方法。由於大多研究者的主體意識不強，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將現實主義普範化。雖恢複了《詩經》的文學地位，卻終究沒有看清《詩經》作為偉大的文學作品之文學性偉大在何處。70年代末至今，新方法隨著國門的打開魚貫而入，確已出現了一些成功的言之有物的研究成果，但多數還處在‘初級階段’，甚至有些研究隻顧把玩方法之‘新’，而又使‘詩經’不成其為詩了”。對比而言，費振剛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站在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潮的基點上的四段分法則較細致：1949年以前，以《古史辨》派的出現為界分為前後兩期；1949年至“文革”之前是一個時期；撥亂反正之後又是一個時期。這種劃分方法充分注意到了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政策方針的影響作用，對於20世紀的中國學術無疑是適當的，但它忽視了從90年代《詩經》研究出現的新趨向。還有一種就是夏傳才先生在1999年8月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詞《20世紀〈詩經〉研究的發展》中從縱向上根據時代背景及《詩經》研究的特點將其分為六階段：清末民初是傳統《詩經》學衰退和出現革新萌芽的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使《詩經》研究的目的、內容、方法、模式都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詩經》研究從此進入現代詩經學的曆史時期；30到40年代是現代《詩經》學的建設時期；新中國“前17年”是由興旺到逐漸封凍的時期；“文化大革命”之後進入繼往開來的新時代；自90年代中期現代詩經學進入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多元化的轉型期。夏先生似乎是為了更穩妥，將《詩經》研究方法和模式多元化放在了90年代中期以後。
我們更願意將20世紀《詩經》研究分為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最初的二三十年，可以看作是清代考據研究的繼續。在今文研究方麵，王先謙、陳喬樅等人在三家《詩》的基礎上撰成《詩三家義集疏》，皮錫瑞、廖平在龔自珍、魏源的今文《詩》學研究上又有新的發展。在古文研究方麵，主要有劉師培、章太炎，他們對乾嘉漢學有所發展，主要成就也在文字、訓詁和文獻考據方麵。兩派之外，王國維以出土文物與傳統文獻對勘的方法來整理先秦典籍，提出“二重證據法”，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無形中擴大了《詩經》研究的範圍，也使研究者的視域大為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