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華文化自身傳承的固有特點，《詩經》所承載的曆史記憶和文化內涵已遠遠超出了一部詩集的範疇。《詩經》的學術研究，從其本身來看，已經形成了一種“史”的過程，完全可以構建《詩經》學術史，形成專門的“詩經學”。另一方麵，因為學術本身是一種文化生產方式，所以學術史過程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學術結構和學術觀念的消費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意義不斷生成的過程。《詩經》作為中華重要元典之一，各個時代的學者都對它倍加關注，《詩經》的闡釋和研究在學術史上也始終處於顯學的地位。
我們的一個前提就是關於《詩經》的性質問題。在戰國時代，《詩》已經被認為是聖人的傳道之書，已經有了“經”的意義。司馬遷說：“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經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鴻教也。”在中國古代人的眼中，《詩經》並不是一部單純的文學作品，而是一部以“詩”的形式表現聖人之“誌”的“經典”。古人關於《詩經》的這種看法到“五四”時代開始受到嚴厲的批判。1922年，錢玄同在給顧頡剛的一封信中說：“《詩經》隻是一部最古的總集，與《文選》、《花間集》、《太平樂府》等書性質全同，與什麼‘聖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書的編纂，和孔老頭兒也全不相幹，不過是他老人家曾經讀過它罷了。”於是，《詩經》不再具有了“經”的性質，而成了一部普通的中國古代詩歌總集。這種認識奠定了20世紀研究《詩經》的基礎，標誌著《詩經》學的根本轉向。
這裏麵顯然有一個基本的問題需要我們重新思考。《詩經》在我們今天看來固然是普通的詩，但是當時人對它的看法並不如此。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魚獸草木之名。”可見，孔子認為《詩》在當時是承擔著多種功能，是有多種應用價值的。從現有的先秦文獻記載看的確如此。無論采詩還是獻詩，詩在這裏都被當成是為政治服務的東西，而不是用來審美。《詩》還包含著用於貴族教育的多方麵內容。總之，正因為古人對於《詩》的理解與今天有著如此多的不同，所以我們就不能僅僅把它當作一部文學作品來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講，說20世紀的學者們恢複了《詩經》的文學的本來麵目並不準確，這導致了《詩經》研究的狹隘化。我們應該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重新思考《詩經》這部書的“文學”性質了。
兩千年的傳統《詩經》學的主要特點可用“闡釋”二字概括，“五四”前後的學者初步奠定了現代《詩經》多視角、全方位的現代研究取向。研究者分別就作家生平、作品年代、題材、語言、情節、藝術特色等方麵進行了研究。20世紀初是一個典型的西學東漸時期，學術界掀起一股以西洋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的潮流，這在研究方法上，給此期的《詩經》學研究烙上了兩個顯著的特征：一是疑古成為主導思想，極力破壞封建經學研究的影響；二是用民間歌謠作比較，並由此認識《詩經》的性質。
另一方麵，《詩經》的研究也在逐步趨於冷淡。究其原因，我們主要有以下幾點共識：《詩經》研究的對象——創作主體與文本，已經遠離今日時空環境，成為一種曆史的遺存，割斷了與當下的一切利害關係，包括現場性、參與性等新聞效應。長期受主流文化支配，長期為政治服務，一旦掙脫鎖鏈之後，反倒沒有了依附對象。以往那種想挾著話語權力，利用對古代作品的再闡釋，通過古典來引爆思想運動、政治運動的幾率也微乎其微；那種通過對古典的釋讀，上書對策，成為學術暴發戶的投機很難再成功了。現代學術的遊戲規則、專業訓練及知識背景，都要求學者耐得住寂寞與平淡，抵擋住喧囂和誘惑。近時期，幾乎舉不出可以與民國時期相抗衡的《詩經》學大家。楊樹達曾批評當時的學界有“溫故而不知新”和“不溫故而知新”兩種不良傾向。此外，《詩經》研究的曆史積累過於豐厚，處於《詩經》研究高度發達之後的今天，研究《詩經》自然難逃這種尷尬處境。如何將新的研究取向和傳統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是《詩經》研究界共同麵臨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