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原稱《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主要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五百年間的社會生活。春秋末期經過儒家學派的編訂作為一門必讀課程在門徒中傳習，隨之受到整個社會的重視。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孟子對《詩》的一係列論述，如“思無邪”、“興、觀、群、怨”、“以意逆誌”等，也奠定了後世儒家《詩經》批評的理論基礎。
《詩》被奉為“經”，並改稱《詩經》，是從西漢開始的。由於秦的“焚書”，漢初人們所研讀的《詩》，是由口頭吟誦而流傳下來的。當時魯（申培）、齊（轅固）、燕（韓嬰）三家傳詩，這三家傳詩雖各有不同，但都以穿鑿附會的方法，不同程度地摻雜著陰陽五行的思想，曲解詩意，來宣揚儒家的教義。後來的《毛詩》與《詁訓傳》，少了迷信的色彩，並將詩篇依次排列，使解詩有了一個簡明的時間順序。東漢時期，《毛詩》逐漸取代了“三家詩”的統治地位，這實際是漢代“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鬥爭的結果。後來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又為《毛詩詁訓傳》作《箋》，進一步提高了《毛詩》的聲譽。所以毛、鄭詩學為後人所宗，統稱之為漢學。
魏晉六朝時期，隨著純文學作品的發展與文學批評理論的成熟，《詩經》研究也有了新的改觀，出現了專門從文學的角度來研究《詩經》的現象，如在《文心雕龍》中設《明詩》、《情采》、《比興》等篇，對《詩經》的藝術風格、表現手法、創作經驗等均有精彩的論述。到唐初，孔穎達撰成一部集大成之作——《毛詩正義》。隨著時間的推移，漢學《詩經》傳、序、箋、疏的內容越來越顯得陳舊，對《詩經》進行新的解釋，已成為現實社會的一種需要。宋代學者便以注重實證的思辨，對日漸僵化的漢學《詩經》學提出了批評，對《詩經》的本義進行了新的探索，代表著作是朱熹的《詩集傳》。《詩集傳》以理學為思想基礎，集中了宋人訓詁、考據的新成果，對《毛詩序》進行了批判，初步運用文學的觀點對《詩經》作了新解釋，第一次明確提出“風”詩是《詩經》的主體，為被後人稱之為“宋學”的《詩經》研究奠定了基礎。以《詩集傳》為代表的宋學，解釋詩義簡明扼要，克服了漢學注疏的繁瑣冗長，為多數學人所樂於接受，所以元、明時期的《詩經》研究，基本是宋學的繼續。明後期，在音韻、校勘、名物考證諸方麵有一些成績。宋學發展到清代，其空談心學的流弊愈加嚴重，學術界的有識之士便以複古為解放，以複興漢學來擺脫宋學義理的束縛。他們主張治學要講求實證、經世致用，在《詩經》研究上注重考據、訓詁，這與漢學的做法是一致的，並產生了以考據著稱的乾嘉學派。
盡管學派之爭持久而激烈，但幾千年來各學派又都把《詩經》當作經，並借研究來宣揚封建禮教。真正破除對經的迷信，跳出經的圈子來對待古代這部詩歌集，是從“五四”開始的。1923年郭沫若出版的《卷耳集》，是我國第一部《詩經》現代選譯本；古史辨派對《詩經》的考證辨偽，對動搖封建經學地位有一定作用；聞一多把民俗學與考據學結合起來，從文學分析的角度，來發掘《詩經》的真諦與藝術精華。這些都屬“五四”以來反封建、思想解放的產物。能首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論來研究《詩經》，當數郭沫若與魯迅，他們是以馬克思主義研究《詩經》的奠基者，從此，一個新的科學的研究體係誕生了。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詩經》研究進入了一個繁榮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