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莊子》研究大致可以分為校注闡釋、理論研究、工具書修訂三大類。校、注、譯、釋方麵，在前人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發展和突破。崔大華的《莊子歧解》和陳鼓應的《莊子今注今譯》堪稱《莊子》校勘注釋的兩大力作。崔氏《歧解》重在校注，征引前人莊學研究書目達100多種，重要版本大多羅列在內，涉及的範圍非常廣，從郭象的莊子注到80年代初的莊學研究成果都在他關注的範圍內；對於前人在校勘、注釋方麵的紛爭，甚至一字一詞，他都一一列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一部有關《莊子》校勘注釋的“百科全書”，無愧為集大成的校注本。陳氏的《今注今譯》是作者研究《莊子》多年的心血結晶，在王孝漁點校的郭慶藩釋本的基礎上，作者取精用弘，參校各種版本、校注本60餘種，在校勘注釋之餘一並考證，對前人校注中的疑難訛誤進行了補正。為了照顧各個層次讀者，全文還在注釋後麵附有白話翻譯，並對每篇進行節段劃分，以進一步明析各節思想。由於此書考訂精審，立論嚴謹，博取恢弘，注譯深入淺出，此書為治莊者所必讀。
盡管學界在確定《莊子》內、外篇劃分，何時、何人所為，區分《莊子》思想內容和辨析《莊子》內、外、雜篇關係上還尚有分歧，但有五點越來越取得共識：《莊子》內、外篇之最初劃分非郭象所為，班固之前就有內、外篇之分；《莊子》內篇成書時代總體上早於外、雜篇；《莊子》內篇和外雜、篇中的《秋水》、《知北遊》、《達生》、《至樂》、《山木》、《寓言》等篇思想內容上可劃分為一類，是莊子及其莊子後學中的嫡派所撰寫，是《莊子》思想的精華所在；《莊子》外、雜篇的思想繼承了莊子思想同時又有了發展和改造，裏麵融合了儒家、法家、老子的一些思想成分；《莊子》一書是莊子及其後學的著作彙集。這些共識的取得是莊學研究的一大進步。
理論研究方麵的專著又可分為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兩種。綜合研究方麵有張恒壽的《莊子新探》、劉笑敢的《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崔大華的《莊學研究》、崔宜明的《生存與智慧——莊子哲學的現代闡釋》等。他們注重莊學思想的係統研究，從自然哲學、人生哲學、知識論等各個層麵切入《莊子》思想，同時也在某個局部上發力，如劉笑敢側重於莊子、莊子後學三派（述莊派、無君派、黃老派）之間思想差異及內在變遷的梳理，崔大華致力於莊子思想與中國曆代思潮內在關聯的考察。他們這樣做，既照顧莊學思想的複雜性、係統性，又不失自己獨到的理解，為後人莊學思想的整體研究提供了借鑒和奠定了基礎。專題研究的範圍比較廣，涉及到《莊子》的文學藝術風格、美學思想、道論、天命觀、語言與言說等等。有關《莊子》文學藝術風格研究的回顧，時下學人已有較好的總結，這裏不再贅述，隻強調兩點：對莊子文體的研究比以往加強了。在先秦時代，《論語》是語錄體寫的，《老子》是用韻體寫的，《孟子》是用論辯體寫的，唯獨莊子是用寓言體寫的，一些學者對莊子寓言體寫作的思維特色、表達方式以及為何采用這種體裁寫作進行了係統探討；對莊子的文學傾向與楚文化的關係以及莊子文學中的神話思維也作了探討。
《莊子》的語言與言說研究也是莊學研究的熱點。這方麵研究又可細分為言說方式研究和言意觀研究。言意觀研究的論文有陳引馳《言意之辨導向文學的邏輯線索》、朱立元《試論莊子言意觀》等。主要論述莊子“言意觀”對魏晉“言、意之辨”和後世美學觀、文學觀的影響。《莊子》言說方式主要體現為“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楊柳橋在《莊子譯詁·序》中、崔宜明在《生存與智慧——莊子哲學的現代闡釋》第一章中、葉舒憲在《莊子文化解析——前古典與後現代的視界融合》第二章中專門涉及這一問題。崔氏把“重言”的“重”釋為“重複”的“重”，而不是“為人所重”的“重”“重言”就是“重複”地說，“就是展示語言自身的某種悖反性的言說方式”，一洗舊俗把“重言”釋為“為人所重者之言”，可備一說。楊氏認為“寓言”是文章的基本形式，“卮言”是它的思想內容。葉氏則反對楊氏從內容與形式劃分“三言”的方式，葉氏認為“三言”尤其“卮言”，不單純是修辭技巧，而是形式內容與文字思想的水乳交融的匠意所在，它的展開方式是與回環運行的道同步的，由於道的回環運行，所以它也運用了“輪轉無端、回環往返的語言表達形式”。葉氏一說頗有新意，應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