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對中國的影響是多方麵的，現就其對中國文人的影響作一個簡單的探討，其對中國文人的影響，僅從正負兩麵來討論。
首先，莊子思想中進步的積極的方麵表現為敢於正視現實、勇於批判社會的品格。在社會動蕩，群雄爭霸的戰國時期，莊子表現出獨立的人格，崇尚自由的精神，具有一種超越的品質。這些都積澱在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對後世文人的影響深遠。莊子的理想人格主要寄寓在其作品中，他通過其作品塑造了一係列遁世、出世、無為、超越的理想人格。如果說儒家重視君子人格的道德自律，莊子及道家則重視自然本性。儒家的君子現實可親；道家的理想人格超凡脫俗。《莊子》所塑造的“真人”、“神人”、“聖人”、“德人”、“大人”、“全人”都表現了這一特點。其“真人”特點有四：一是不用心智思慮深化一切事情；二是真人與常人有異，睡無夢，醒無憂；三是等死，齊彭殤，忘是非；四是“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師》，其“至人無己，聖人無名，神人無功”《逍遙遊》；其“大人”、“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逍遙遊》）。這一係列人物都會給人一種超凡脫俗之感，似乎在世俗社會中很難遇到，這與《莊子》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換而言之，《莊子》所塑造的人物是現實社會中難以存在的，也隻有超越世俗社會，這些人物才能存在，他們體現了莊子的美好人格的追求，也貫注了他對理想的追求，對人生意義的追求，表現了其超越世俗社會，超越物欲，超越自我的理想人格。
對後世文人而言，這些理想人格成為了與儒家君子人格並存的文人人格構建的重要元素，儒家主理，主外，道莊主情，主內；儒家“知不可為而為之”，《莊子》“天下莫不以物役為性”。（《駢姆》）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文人其內心也依靠莊子思想來支撐。
同樣對於物質的享受，儒家君子人格追求的是道德快樂，如“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誌”，這是一種節製的物欲；而莊子則“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田子方》。“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這是一種對物欲的超越。莊子的超越影響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一派，催生了李白“欲上青天攬明月”，儼然一個逍遙遊。後人東方樹講評兩者關係，“大約太白詩與莊文同妙；意接而詞不接，發想無端，如上白雲，卷舒滅現，無有定形”。“東方樹《昭昧詹言》”此外，後世中如範仲淹等儒家學者也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脫。
莊子理想人格中的自我超越來源於其對人的認識。“人心險於山川”，也就是這“險”造就了人間的一起苦痛。要擺脫世俗苦痛就必須超脫自我，雖然莊子能超脫自我，但那種對世俗不適應的掙紮給後代文人帶來了一個心靈方向，於是有了魏晉文人的不羈，有了唐代文人的狂狷人格。
以上三種莊子理想人格建立在對社會的批判和人性負麵批判的基礎之上的，其深知人性的弱點和缺陷力圖予以超越。建立一個思想的自由王國，他所樹立的一係列人格模式，都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所開辟的道路。當然這些現實理想人格對中國的影響不如儒家對中華民族文人性格的形成和塑造那麼大，但卻比儒家君子人格影響深厚。他深藏在中華民族性格的深層，更加隱蔽。
如果說《莊子》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影響了中國古代文人人格的建立，那麼莊子的行為則為後世文人作出了一種示範。莊子以其拒官不做，為後世文人以隱逸提供了先例，從而衍生出了影響中國數千年的山林文化，亦稱隱逸文化。隱逸乃是道家之特色，從其祖老子沒跡，到莊子拒官，都表現了這種無為的特色，莊子則尤為激烈。正始文人嵇康“非湯武而薄孔周”、“越名教而任自然”不與朝廷、不與司馬氏合作，表現了一種放蕩之態，其本質與莊子為一脈，後世稱之為“故有朝廷而不去，入山林而不返”。《晉書·嵇康傳》“竹林七賢”之中多為放蕩不羈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