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研究回顧(1 / 2)

在中國傳統文化國學精品中,《史記》是無與倫比的“百科全書”。司馬遷的思想、精神、人格,對中國知識階層、對中華民族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史記》問世兩千多年來,曆代對它的續補、校勘、注釋、評議、考證等多方麵的研究,形成一個龐大的規模,使它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始終發揮著優秀文化的重要作用。由古及今,每一個時代都有一長串的名流學者涉足這一領域。“據統計,曆代研究《史記》的作者留下的論文總字數一億一千多萬字,這是其他古籍研究不可比擬的”。後世對《史記》的研究,依時間劃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一、唐代以前

司馬遷把《史記》這樣一部大書完成之後,“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並不為外人所知。到漢宣帝時,才由他的外孫楊惲加以宣布。《漢書·司馬遷傳》記載:“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史記》流布後第一項較為廣泛的活動,就是對它的續補。《漢書》的出現,在學術上可以視為是受《史記》影響而產生的直接結果。然而,《漢書》的問世,同時也是對《史記》進行評論的正式開始。班固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弊也。”這就是所謂的不合於“義”的“史公三失”。在漢代,《漢書》的影響遠遠超過《史記》。在東漢隨著儒學的神秘化,在統治集團,《史記》受到嚴厲的非難,東漢末王允竟直斥《史記》為“謗書”。《史記》至東漢末僅有延篤《音義》和無名氏《音隱》兩家為之作注,所以兩漢是《史記》的困厄時期,流布不廣。到魏晉,注釋《史記》者仍寥寥數家,到南北朝劉宋時裴馬因彙合徐廣、臣瓚等的《音義》撰為《集解》,才逐漸改變了這一麵貌。魏晉南北朝,是《史記》研究的奠基時期。至唐中葉,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與裴馬因的《史記集解》一起形成《史記》的“三家注”。“三家注”是漢唐時代“史記學”集大成之作,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史記》注本,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地位,是研究《史記》的必讀參考書。

唐代把《史記》、《漢書》、《後漢書》列為科舉考試科目,通過科舉選拔治史人才,這對於學習《史記》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劉知幾的《史通》是我國史學史上第一部曆史方法論的理論巨著,劉知幾對《史記》的評論有許多精到的見解,他打破了東漢以來班固對《史記》評論所設置的模式,將人們的認識,開始引導到一種整理思考的高度,從而將《史記》研究推上了第一個高峰。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以《史記》為旗幟,反對六朝駢儷遺風,才真正發現了《史記》的文學價值,從而奠定了《史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二、宋元明時期

對《史記》的研究,唐及唐以前主要是在注釋方麵,而唐是個高峰,宋、元、明在《史記》研究上的主要貢獻是評論、評點。宋人始開評論《史記》的風氣,評論者之多,評論的文字之多,均前無古人。如宋代的鄭樵、羅大經、劉辰翁、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黃震、洪邁、王應麟等,都是在這方麵有突出成績的。評論最突出的問題,有“史公三失”、“馬班異同”、《史記》文章風格、《史記》人物等。倪思的《班馬異同》、劉辰翁的《班馬異同評》、黃震的《黃氏日鈔·史記》是這方麵的突出成果。

元代由於政治的原因,整體社會學術空氣不濃,《史記》研究成績不大。但元代用戲曲形式大量扮演《史記》中的人物故事,開創了用戲曲形式宣傳《史記》的新途徑,在普及方麵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承襲宋人的評論餘風,明人研究《史記》,蔚為壯觀。明人以恢弘氣度對《史記》全書評點,出現了形式多樣的評點專著。除綜合性評論外,大部分是逐篇評點批注,即“評點”、“評鈔”,這種著作在明代多達30餘種。如楊慎的《史記題評》、唐順之的《荊川先生精選批點史記》、茅坤的《史記鈔》、歸有光的《歸震川評點史記》、陳仁錫的《史記評林》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明代從文學角度評論《史記》取得的成就最大,對於《史記》的創作目的、審美價值、刻畫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樣化的藝術風格,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由於小說的繁榮,明人開始探討《史記》與小說的關係,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李開先、李贄、金聖歎、馮夢龍等人,都發表過精彩的見解。特別是金聖歎把《史記》同《水滸傳》、《西廂記》進行比較,尋找它們的共同點,許多見解發前人之未發,令人耳目一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三、清及近現代

清代是《史記》研究的高峰期,研究者之多與成績之豐,都是前所未有的。據粗略統計,清代大約有300多位學者研讀《史記》而留下文章著述,著名的專著有幾十部,這個規模是空前的。與明代學者誇誇其談的風氣相反,清代《史記》研究的風氣大變。明代偏重於文,清代偏重於史;明代學者流於虛,清代學者立於實。受清代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清人對《史記》研究的貢獻,主要不在於開拓新的領域,而是全麵繼承、深入和總結前代的研究成果,因而呈現了碩果累累而以考證為主流的新局麵。清人的《史記》考證,通過訓詁、箋釋、校勘、辨偽等方法和手段,對《史記》作了全麵係統的整理研究。有名之作,如杭世駿的《史記考證》,王鳴盛的《史記商榷》,趙翼的《史記考異》,錢大昕的《史記劄記》、王念孫的《史記雜誌》,王元啟的《史記三書正訛》和《史記三書釋疑》等等。在這些人之後,梁玉繩花費了19年的功夫,作成《史記誌疑》,可代表清人《史記》研究的水平。桐城派古文大家,如方苞、劉大櫆、姚鼐、林紓等人對《史記》藝術美的研究與抉發,理論的深入超過了明人的評點。清人的考證亦不廢評論,考中有評,評中有考,這是清人研究《史記》的一大特點。清代所有評論中,最傑出的當推章學誠。章學誠雖不是專評《史記》,但《文史通義》涉及評論《史記》的有幾十處之多,且獨樹一幟,有創新意義。不過,清人《史記》研究的主流是考證,他們用力之勤,貢獻之大,是任何一個時期無可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