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文化國學精品中，《史記》是無與倫比的“百科全書”。司馬遷的思想、精神、人格，對中國知識階層、對中華民族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史記》問世兩千多年來，曆代對它的續補、校勘、注釋、評議、考證等多方麵的研究，形成一個龐大的規模，使它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始終發揮著優秀文化的重要作用。由古及今，每一個時代都有一長串的名流學者涉足這一領域。“據統計，曆代研究《史記》的作者留下的論文總字數一億一千多萬字，這是其他古籍研究不可比擬的”。後世對《史記》的研究，依時間劃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一、唐代以前
司馬遷把《史記》這樣一部大書完成之後，“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並不為外人所知。到漢宣帝時，才由他的外孫楊惲加以宣布。《漢書·司馬遷傳》記載：“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史記》流布後第一項較為廣泛的活動，就是對它的續補。《漢書》的出現，在學術上可以視為是受《史記》影響而產生的直接結果。然而，《漢書》的問世，同時也是對《史記》進行評論的正式開始。班固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弊也。”這就是所謂的不合於“義”的“史公三失”。在漢代，《漢書》的影響遠遠超過《史記》。在東漢隨著儒學的神秘化，在統治集團，《史記》受到嚴厲的非難，東漢末王允竟直斥《史記》為“謗書”。《史記》至東漢末僅有延篤《音義》和無名氏《音隱》兩家為之作注，所以兩漢是《史記》的困厄時期，流布不廣。到魏晉，注釋《史記》者仍寥寥數家，到南北朝劉宋時裴馬因彙合徐廣、臣瓚等的《音義》撰為《集解》，才逐漸改變了這一麵貌。魏晉南北朝，是《史記》研究的奠基時期。至唐中葉，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與裴馬因的《史記集解》一起形成《史記》的“三家注”。“三家注”是漢唐時代“史記學”集大成之作，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史記》注本，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地位，是研究《史記》的必讀參考書。
唐代把《史記》、《漢書》、《後漢書》列為科舉考試科目，通過科舉選拔治史人才，這對於學習《史記》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劉知幾的《史通》是我國史學史上第一部曆史方法論的理論巨著，劉知幾對《史記》的評論有許多精到的見解，他打破了東漢以來班固對《史記》評論所設置的模式，將人們的認識，開始引導到一種整理思考的高度，從而將《史記》研究推上了第一個高峰。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以《史記》為旗幟，反對六朝駢儷遺風，才真正發現了《史記》的文學價值，從而奠定了《史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二、宋元明時期
對《史記》的研究，唐及唐以前主要是在注釋方麵，而唐是個高峰，宋、元、明在《史記》研究上的主要貢獻是評論、評點。宋人始開評論《史記》的風氣，評論者之多，評論的文字之多，均前無古人。如宋代的鄭樵、羅大經、劉辰翁、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黃震、洪邁、王應麟等，都是在這方麵有突出成績的。評論最突出的問題，有“史公三失”、“馬班異同”、《史記》文章風格、《史記》人物等。倪思的《班馬異同》、劉辰翁的《班馬異同評》、黃震的《黃氏日鈔·史記》是這方麵的突出成果。
元代由於政治的原因，整體社會學術空氣不濃，《史記》研究成績不大。但元代用戲曲形式大量扮演《史記》中的人物故事，開創了用戲曲形式宣傳《史記》的新途徑，在普及方麵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承襲宋人的評論餘風，明人研究《史記》，蔚為壯觀。明人以恢弘氣度對《史記》全書評點，出現了形式多樣的評點專著。除綜合性評論外，大部分是逐篇評點批注，即“評點”、“評鈔”，這種著作在明代多達30餘種。如楊慎的《史記題評》、唐順之的《荊川先生精選批點史記》、茅坤的《史記鈔》、歸有光的《歸震川評點史記》、陳仁錫的《史記評林》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明代從文學角度評論《史記》取得的成就最大，對於《史記》的創作目的、審美價值、刻畫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樣化的藝術風格，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由於小說的繁榮，明人開始探討《史記》與小說的關係，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李開先、李贄、金聖歎、馮夢龍等人，都發表過精彩的見解。特別是金聖歎把《史記》同《水滸傳》、《西廂記》進行比較，尋找它們的共同點，許多見解發前人之未發，令人耳目一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三、清及近現代
清代是《史記》研究的高峰期，研究者之多與成績之豐，都是前所未有的。據粗略統計，清代大約有300多位學者研讀《史記》而留下文章著述，著名的專著有幾十部，這個規模是空前的。與明代學者誇誇其談的風氣相反，清代《史記》研究的風氣大變。明代偏重於文，清代偏重於史；明代學者流於虛，清代學者立於實。受清代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清人對《史記》研究的貢獻，主要不在於開拓新的領域，而是全麵繼承、深入和總結前代的研究成果，因而呈現了碩果累累而以考證為主流的新局麵。清人的《史記》考證，通過訓詁、箋釋、校勘、辨偽等方法和手段，對《史記》作了全麵係統的整理研究。有名之作，如杭世駿的《史記考證》，王鳴盛的《史記商榷》，趙翼的《史記考異》，錢大昕的《史記劄記》、王念孫的《史記雜誌》，王元啟的《史記三書正訛》和《史記三書釋疑》等等。在這些人之後，梁玉繩花費了19年的功夫，作成《史記誌疑》，可代表清人《史記》研究的水平。桐城派古文大家，如方苞、劉大櫆、姚鼐、林紓等人對《史記》藝術美的研究與抉發，理論的深入超過了明人的評點。清人的考證亦不廢評論，考中有評，評中有考，這是清人研究《史記》的一大特點。清代所有評論中，最傑出的當推章學誠。章學誠雖不是專評《史記》，但《文史通義》涉及評論《史記》的有幾十處之多，且獨樹一幟，有創新意義。不過，清人《史記》研究的主流是考證，他們用力之勤，貢獻之大，是任何一個時期無可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