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記》的散文風格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是班固父子對《史記》散文風格的共同看法，韓愈、辛棄疾、劉熙載都認為“雄深雅健”是司馬遷文章風格之一，柳宗元獨以“峻潔”二字目之，蘇洵以“淳健簡直”，宋祁、蘇轍以“疏蕩”、“奇氣”，王畿以“博而肆”，章學誠以“圓而神”、“輕靈”總結《史記》散文的深情、厚韻和雄健風格。今人的論述，看法基本相似。如蘇仲翔的《試論司馬遷的散文風格》、鄭健民的《司馬遷散文風格探源》等。韓兆琦認為“樸拙、深厚、有氣勢、有感情，這才是《史記》文章的基本風格。我們說《史記》樸拙，除了表現在粗筆濃墨外，更重要的是它帶有一種蒼勁渾茫的原始氣象。它像是滾滾洪川，魚龍漫衍，泥沙俱下；又像是蒼山老林，盡管它有說不盡的枯枝敗葉，偃木斜柯，但是它那種古樸渾茫的原始氣象，卻永遠不是任何整齊茂美的園林所可追擬的。司馬遷的文章，激情滾滾，一氣寫來，情之所至，筆亦隨之，至於有些矛盾，有些岔頭，有些漏洞，他是不大計較的。”司馬遷文章風格多姿多彩，有的雄恣悲壯，有的冷峻深刻，有的低回婉轉，有的輕捷飄忽，有的奇譎詼詭，有的熱情奔放。今人有開創性的見解是“愛奇”論的新解上，如劉振東的《論司馬遷之“愛奇”》，王明信的《論司馬遷的愛奇》，陳恂如的《“傳畸人於千秋”——略論司馬遷的“愛奇”》，曹東方的《史記“愛奇”說考述》等。特別是劉振東的《論司馬遷之“愛奇”》，是一篇引起《史記》研究界廣泛注意的重要文章，它對《史記》的“愛奇”傾向作了深入的抉發。他認為司馬遷之“愛奇”，就是對於“奇人”——有特異性的曆史人物的推崇與偏愛。司馬遷的“愛奇”傾向，造成了《史記》在藝術表現上的一些根本特色。第一，在材料的選擇上，特別注意特異性的事跡和情節；第二，在敘事中特別注意情節的組織安排，從情節的曲折性、戲劇性方麵，來突出人物事跡的特異性、性格的特異性；第三，突破“史法”的局限，調動各種藝術手段來增強內容的特異色彩，加強表達的特異效果。司馬遷的“愛奇”傾向對中國敘事文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奠定了中國敘事文學的民族傳統特色：第一，它為中國文學開創了一條實現典型化的重要途徑，這就是實中求奇，通過對特異性的追求，來達到典型化的目的；第二，它為中國敘事文學的傳統風格特色……“傳奇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第三，它為中國敘事作品中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結合開了先河。
五、《史記》的傳記文學特質
司馬遷是中國傳記文學的創始人，《史記》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也是中國古代傳記文學最卓越的典範。但是，自從《史記》問世以來，人們隻把《史記》視為曆史著作，不把它作為文學作品，更不把它作為傳記文學。把《史記》作為傳記文學來研究和看待，是到了現代以後，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事。把《史記》作為傳記文學來研究，始於朱東潤，新中國建立後，50年代有姚奠中，70年代有吳汝煜，80年代以後，《史記》傳記文學成就的研究成為熱門課題之一了。姚奠中的《司馬遷的傳記文學》，是最早一篇把《史記》作為傳記文學來看待研究的長文。它認為《史記》全書130篇，但就作者用文藝手法突出表現了他的文學天才的，都無疑是在人物傳記方麵。認為他所寫的人物事件都是真實的存在，然而他所寫的都不是存在的攝影和事實的記錄，“他是經過選擇、概括、組織加工，集中突出而表現了人物以至社會現實本質的。所以他的傳記，是真實的而又是創造的，是寫實的而又是抒情的，曆史的而又是藝術的。司馬遷的傳記，是不朽的文學創作，它給傳記文學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薑濤的《〈史記〉傳記文學寫作藝術論綱》，主要從《史記》人物傳記究竟運用了哪些藝術手法立論，歸納為十個方麵：一為精於剪裁，嚴於取舍。二為論考行事，不載空言。三為觀其行事，不錄著述。四為主次分明，詳略得體。五為描寫場麵，刻畫人物。六為襯托對比，刻畫人物。七為獨白旁議，刻畫人物。八為通過對話，刻畫人物。九為描寫情節，刻畫人物。十為言近旨遠，辭淺意深。陸永品《司馬遷傳記文學藝術成就簡論》，認為司馬遷的《史記》“首創了傳記文學的樣式，成為我國兩千多年來傳記文學的楷模”，並分六節對司馬遷傳記文學的成就作了論述：第一，《史記》是一部形象的曆史，因為它創造了一係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第二，《史記》具有現實主義特色，如歌頌美好和正義，暴露醜惡和黑暗；反對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維護國家利益，表彰愛國思想。第三，《史記》發展了文學的諷刺藝術，主要是用談笑風生、幽默的語言來達到“諷刺”的作用。第四，詩文並用是司馬遷傳記文學的又一突出特色。第五，司馬遷傳記文學的語言，有許多顯著特色，如語言通俗易懂，猶如白話；語言生動形象，具有個性化的特點，語言“簡妙”，句法變化，層出不窮。第六，《史記》傳記文學對後世詩文、戲曲和小說創作具有深遠影響。郭雙成的《史記人物傳記論稿》是建國以來第一部專門從文學角度評價《史記》人物傳記的論著，從思想性與藝術性兩方麵對《史記》人物傳記作了係統論述。作者提出從文學上研究《史記》的人物傳記，要從《史記》是一部史書的本質出發，並符合《史記》的整體性，這是對《史記》文學性認識的一個重要理論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