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史記》的文學研究可分三個時段。1900年至1949年為第一時段，《史記》的文學研究別開生麵，展示了新的學術範式和風格。1949至1979年的30年間，因政治氣候的影響，學術力量與研究論著較為有限，《史記》的研究打上深深的時代烙印，此時段的論文側重《史記》的人民性、道德觀、階級性等方麵的分析，而文學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較少。1980年至今，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正常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司馬遷與《史記》的研究步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動局麵，是2000多年來《史記》研究發展的高峰。在各種司馬遷的評傳和《史記》綜論的著作中，以及數千篇的單篇論文中，論者都涉及《史記》不同側麵的文學成就評價。
總結一個世紀以來關於《史記》各種文學性成就的闡釋研究，可歸納出以下幾個方麵：
一、《史記》的文學觀
司馬遷是成就卓越的文學家，早被世人所公認。但對《史記》的文學觀研究，過去一直被人忽略，沒有得到很好發掘。時至80年代，《史記》的文學觀才得到深入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和提出的看法主要有：司馬遷有自成體係的文學思想，司馬遷提出了“發憤著書說”和以“發憤著書”為核心的創作理論，司馬遷的文學社會功用觀等。姚風林《論司馬遷的文學觀》較早指出司馬遷有自成體係的文學思想，把文學從傳統的龐雜的學術概念中分離出來，給文學事業和文學家以崇高評價，提出“發憤著書”為中心的文學創作理論，探索和實踐了以典型化為主要內容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等等。肖黎的《司馬遷的文學思想》，都發表了類似的看法。韓兆琦的《司馬遷的文學觀》從司馬遷使用“文學”、“文辭”、“辭章”等概念上的區別，從司馬遷分外喜愛重視文章家，不惜篇幅為他們立傳，分外重視有感情有文采的作品，不計篇幅地盡量錄入等事例進行了具體闡證。李輝從功利主義的視角來觀察這一問題，認為司馬遷功利主義文學觀包含兩個方麵：“首先，文學可以反映政治得失情況；其次，文學不僅能反映政治得失，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而且應當具有促進政治的積極作用。為此，他主張‘怨刺說’。這是其功利主義文學觀的核心部分。”此外，聶石樵、何旭光、陳子謙、袁伯誠等學者也有相關的具體論述。
二、《史記》的美學觀
探討司馬遷的美學觀，自80年代以來，成為司馬遷及《史記》研究中的熱門課題，發表文章之多與思想、理論上所達到的深度，都明顯超過對司馬遷文學觀的討論。葉幼明《試論司馬遷的美學思想》一文認為，“愛奇”是司馬遷的審美原則，反映著司馬遷獨特的審美趣味。韓林德、肖黎則側重從“人格美觀”和“愛奇的人格美觀”的角度來論述這一問題。韓林德強調：“司馬遷推重‘奇士’扶義倜儻的人格美，便是古代思想家以崇高的觀念對現實生活進行審美的顯例。在君主專製政治日益強化的漢代，司馬遷以崇高的觀念讚賞‘奇士’的人格美，表明他美學觀包含著相當可貴的進步性。”李澤厚、劉綱紀主編的《中國美學史》站在哲學史的高度，從司馬遷在美學發展長河的傳承關聯中考察司馬遷的美學思想，認為“舒憤懣”是司馬遷美學思想的核心和實質所在。宋嗣廉《史記藝術美研究》一書也認為《史記》所寫的人物、事件情節和結構布局所表現出來的美學風格，大體有雄奇、悲壯、流動、勻稱等幾個特點。司馬遷的“發憤著書”的非“中和”美學思想是形成《史記》雄渾悲壯的美學風格的重要因素。何世華《史記美學論》論述了司馬遷的審美意識、美學思想的哲學基礎、寫《史記》的基本美學原則等問題。韓兆琦立足於作品實際，強有力地論證了史記“是一道悲劇人物的畫廊”，他從“人物形象塑造”、“立意、選材和場景情節的安排”、“《史記》文章的藝術風格”以及“司馬遷審美觀形成的曆史條件”幾個側麵展開論述，有力地闡發了《史記》彰揚悲劇人物與悲劇精神的美學特征。
三、《史記》的語言藝術
司馬遷在學習語言上是下過苦功的。他“年十歲則誦古文”，跟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作了太史令，又“糸由石室金匱之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實際上，他成了先秦文化先秦語言的集大成者。他不宗一家，不師一派，采百花而釀蜜，啜吸一切他能啜吸到的玉露瓊漿，因此他自己的風格也就不限於一長，而是有幾種格調，多姿多彩，氣象萬千，顯示出大家氣派。於是《史記》裏我們就看到《尚書》的質樸雍容，《春秋》的謹嚴，《左傳》的委婉，《國語》的翔實，《戰國策》的縱橫馳騁，以及《老子》的精妙變化，《論語》的簡練深遠，《莊子》的揮灑自如和汪洋恣肆，《孟子》的氣勢和《韓非》的峭刻。《史記》無論在敘事語言、抒情語言和議論語言上都有它的獨到之處。而更為突出的重大貢獻則是：首先，創造出了一種接近口語的嚴格意義下的純正散文；其次，在人物語言性格化方麵取得了空前的成就。20世紀40年代，李長之先生出版了《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這部書引入西方現代學術觀點，對司馬遷和《史記》的語言進行研究，除傳統課題外，更提出《史記》句調之分析，司馬遷之語彙及其運用等問題。新中國建立後，較早又較全麵對《史記》語言成就給予闡述的是殷孟倫，他在論文《試論司馬遷〈史記〉中的語言》、《通過〈魏其武安侯列傳〉來看司馬遷健康的語言藝術》中深入論述了《史記》在人物語言、敘述語言、古文今譯、采用歌謠諺語等方麵的成就。其後衛仲潘、馮其庸分別發表了《司馬遷諷刺語言的藝術》、《論〈史記〉人物語言》。馮其庸認為“司馬遷是一位卓越的語言藝術巨匠，他的語言十分豐富多彩，而且具有驚人的生動性和準確性，具有高度的雕塑力。”1979年，錢鍾書先生《管錐編》問世，提出《史記》人物語言貌似記言，實為代言、擬言，司馬遷行文深得累疊之妙等論斷。楊樹增的《〈史記〉語言的藝術特征》，綜述《史記》語言藝術的各個方麵，較為深入地分析了《史記》的敘述語言、人物語言、吸收眾家語言之長、遣詞用句、語言的氣勢與節奏等問題。從純語言角度對《史記》進行研究的文章較晚出，1982年朱星的《〈史記〉語言研究》，可以說是從語言學角度探討《史記》語言特點的一篇專論。以後，這方麵的文章逐漸多起來。有《史記》成語的研究、語法研究、修辭研究、方言研究、訓詁研究、《史記》中少數民族譯語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