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史記》的文學研究可分三個時段。1900年至1949年為第一時段,《史記》的文學研究別開生麵,展示了新的學術範式和風格。1949至1979年的30年間,因政治氣候的影響,學術力量與研究論著較為有限,《史記》的研究打上深深的時代烙印,此時段的論文側重《史記》的人民性、道德觀、階級性等方麵的分析,而文學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較少。1980年至今,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正常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司馬遷與《史記》的研究步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動局麵,是2000多年來《史記》研究發展的高峰。在各種司馬遷的評傳和《史記》綜論的著作中,以及數千篇的單篇論文中,論者都涉及《史記》不同側麵的文學成就評價。
總結一個世紀以來關於《史記》各種文學性成就的闡釋研究,可歸納出以下幾個方麵:
一、《史記》的文學觀
司馬遷是成就卓越的文學家,早被世人所公認。但對《史記》的文學觀研究,過去一直被人忽略,沒有得到很好發掘。時至80年代,《史記》的文學觀才得到深入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和提出的看法主要有:司馬遷有自成體係的文學思想,司馬遷提出了“發憤著書說”和以“發憤著書”為核心的創作理論,司馬遷的文學社會功用觀等。姚風林《論司馬遷的文學觀》較早指出司馬遷有自成體係的文學思想,把文學從傳統的龐雜的學術概念中分離出來,給文學事業和文學家以崇高評價,提出“發憤著書”為中心的文學創作理論,探索和實踐了以典型化為主要內容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等等。肖黎的《司馬遷的文學思想》,都發表了類似的看法。韓兆琦的《司馬遷的文學觀》從司馬遷使用“文學”、“文辭”、“辭章”等概念上的區別,從司馬遷分外喜愛重視文章家,不惜篇幅為他們立傳,分外重視有感情有文采的作品,不計篇幅地盡量錄入等事例進行了具體闡證。李輝從功利主義的視角來觀察這一問題,認為司馬遷功利主義文學觀包含兩個方麵:“首先,文學可以反映政治得失情況;其次,文學不僅能反映政治得失,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而且應當具有促進政治的積極作用。為此,他主張‘怨刺說’。這是其功利主義文學觀的核心部分。”此外,聶石樵、何旭光、陳子謙、袁伯誠等學者也有相關的具體論述。
二、《史記》的美學觀
探討司馬遷的美學觀,自80年代以來,成為司馬遷及《史記》研究中的熱門課題,發表文章之多與思想、理論上所達到的深度,都明顯超過對司馬遷文學觀的討論。葉幼明《試論司馬遷的美學思想》一文認為,“愛奇”是司馬遷的審美原則,反映著司馬遷獨特的審美趣味。韓林德、肖黎則側重從“人格美觀”和“愛奇的人格美觀”的角度來論述這一問題。韓林德強調:“司馬遷推重‘奇士’扶義倜儻的人格美,便是古代思想家以崇高的觀念對現實生活進行審美的顯例。在君主專製政治日益強化的漢代,司馬遷以崇高的觀念讚賞‘奇士’的人格美,表明他美學觀包含著相當可貴的進步性。”李澤厚、劉綱紀主編的《中國美學史》站在哲學史的高度,從司馬遷在美學發展長河的傳承關聯中考察司馬遷的美學思想,認為“舒憤懣”是司馬遷美學思想的核心和實質所在。宋嗣廉《史記藝術美研究》一書也認為《史記》所寫的人物、事件情節和結構布局所表現出來的美學風格,大體有雄奇、悲壯、流動、勻稱等幾個特點。司馬遷的“發憤著書”的非“中和”美學思想是形成《史記》雄渾悲壯的美學風格的重要因素。何世華《史記美學論》論述了司馬遷的審美意識、美學思想的哲學基礎、寫《史記》的基本美學原則等問題。韓兆琦立足於作品實際,強有力地論證了史記“是一道悲劇人物的畫廊”,他從“人物形象塑造”、“立意、選材和場景情節的安排”、“《史記》文章的藝術風格”以及“司馬遷審美觀形成的曆史條件”幾個側麵展開論述,有力地闡發了《史記》彰揚悲劇人物與悲劇精神的美學特征。
三、《史記》的語言藝術
司馬遷在學習語言上是下過苦功的。他“年十歲則誦古文”,跟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作了太史令,又“糸由石室金匱之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實際上,他成了先秦文化先秦語言的集大成者。他不宗一家,不師一派,采百花而釀蜜,啜吸一切他能啜吸到的玉露瓊漿,因此他自己的風格也就不限於一長,而是有幾種格調,多姿多彩,氣象萬千,顯示出大家氣派。於是《史記》裏我們就看到《尚書》的質樸雍容,《春秋》的謹嚴,《左傳》的委婉,《國語》的翔實,《戰國策》的縱橫馳騁,以及《老子》的精妙變化,《論語》的簡練深遠,《莊子》的揮灑自如和汪洋恣肆,《孟子》的氣勢和《韓非》的峭刻。《史記》無論在敘事語言、抒情語言和議論語言上都有它的獨到之處。而更為突出的重大貢獻則是:首先,創造出了一種接近口語的嚴格意義下的純正散文;其次,在人物語言性格化方麵取得了空前的成就。20世紀40年代,李長之先生出版了《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這部書引入西方現代學術觀點,對司馬遷和《史記》的語言進行研究,除傳統課題外,更提出《史記》句調之分析,司馬遷之語彙及其運用等問題。新中國建立後,較早又較全麵對《史記》語言成就給予闡述的是殷孟倫,他在論文《試論司馬遷〈史記〉中的語言》、《通過〈魏其武安侯列傳〉來看司馬遷健康的語言藝術》中深入論述了《史記》在人物語言、敘述語言、古文今譯、采用歌謠諺語等方麵的成就。其後衛仲潘、馮其庸分別發表了《司馬遷諷刺語言的藝術》、《論〈史記〉人物語言》。馮其庸認為“司馬遷是一位卓越的語言藝術巨匠,他的語言十分豐富多彩,而且具有驚人的生動性和準確性,具有高度的雕塑力。”1979年,錢鍾書先生《管錐編》問世,提出《史記》人物語言貌似記言,實為代言、擬言,司馬遷行文深得累疊之妙等論斷。楊樹增的《〈史記〉語言的藝術特征》,綜述《史記》語言藝術的各個方麵,較為深入地分析了《史記》的敘述語言、人物語言、吸收眾家語言之長、遣詞用句、語言的氣勢與節奏等問題。從純語言角度對《史記》進行研究的文章較晚出,1982年朱星的《〈史記〉語言研究》,可以說是從語言學角度探討《史記》語言特點的一篇專論。以後,這方麵的文章逐漸多起來。有《史記》成語的研究、語法研究、修辭研究、方言研究、訓詁研究、《史記》中少數民族譯語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