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多方麵的，但最大最突出的成就在於刻畫人物，塑造典型形象上。“它開拓了一個新的以寫人物為主體的新天地，《史記》不僅成了紀傳體曆史的始祖，而且成了後代傳記乃至小說文學的始祖。”《史記》人物傳記，既是寫史，亦是寫人。寫史隻需要紀實梗概即可，重在敘事；寫人則應活畫人物，並通過人物再現生活，反映時代，這就是文學。典型化的傳記人物，既非純史學，也非純文學，而是曆史與文學的統一。《史記》是如何塑造曆史人物典型化的，他運用了那些方法，以下從五個方麵論述。
一、運用選擇突現曆史人物的典型性
選擇有兩個方麵，首先是入傳人物的選擇。《史記》記述了從黃帝到漢武帝時期近三千年間的曆史，各色人物成千上萬，司馬遷以各類典型人物對曆史貢獻的大小為準繩，不以血統尊卑和爵秩高低為轉移。這一原則他在《張丞相列傳》中交代說：“自申屠嘉以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女足女足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就是說，即便是封侯拜相的顯赫人物，屍位素餐，不為立傳。反之，遊俠、刺客、醫卜、日者等下層人物，論社會地位遠遠不如這些達官顯宦，但或因其有一技之長，或某方麵有奇節異行，或在社會生活中有某種代表性，司馬遷均一一作傳。《史記》作為一部曆史，入傳人物的選擇餘地又是有限度的，例如帝王貴戚，列侯顯宦，多數是不能選擇的，司馬遷將這些人物載入年表、世家，或附入本紀、列傳，用以勾勒曆史發展的線索和態勢，絕大多數並無形象塑造。其中有一些當權人物，如秦皇漢武，漢初功臣以及項羽陳涉等人亦寫入本紀和世家，均用傳體，選擇一生行事中最典型的事跡來組織文章，抓住人物的各自特點去篩選材料，進行集中概括來塑造人物形象，突出個性，獲得了很大成功。司馬遷通過選擇，從宏觀上把眾多人物的曆史記敘與典型人物的文學塑造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史記》五體結構起了調節作用。
其次，對入傳人物事跡進行選擇。曆史人物的事跡是固有的，司馬遷寫人，不能憑作者主觀創造，也不能用一個生活原型為基礎，適當吸取其他材料加以融合的辦法，更不能采用“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方法來拚湊。必須以曆史上的真人真事作為描寫對象，進行藝術創作，必須從這個曆史人物一生的行事中，選擇那些有代表性、關鍵性的事件，作藝術的再現。司馬遷采用的手法有二：第一，選擇曆史大事，突出人物的個性。司馬遷在《留侯世家》中說：“留侯從上擊，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作為劉邦的主要謀臣，張良“言天下事甚眾”。若不是關係到興亡成敗的言行，都不足以表現這個人物，所以便舍棄不用。這可以說是司馬遷選擇材料，決定去取的一條總原則。第二，選擇人物特點立意，表現某種思想。司馬遷在寫每一個人物傳記時，都先確定一個主題，然後根據這一主題去選擇和組織材料。明代古文評論家陳仁錫在《史記評林》中說：“子長作傳，必有一主宰。如《李廣傳》以‘不遇時’三字為主，《衛青傳》以‘天幸’二字為主”。清代吳見思說：“蓋史公之文，每篇各有一機軸，各有一主意”（吳見思《史記論文》）。前人的這些議論，都說明了司馬遷傳寫人物，是為立意作了選擇，抓住人物特點作為類的代表的。比如他寫孔子，重在學禮、問禮、訂禮、習禮；寫屈原，重在“其誌潔”；寫李廣，重在“才氣無雙”。描寫藺相如，重點是表現藺相如的大智大勇、先公後私的精神品質，而不是寫他處理軍國事務的一般才幹。因此，他截取了藺相如一生中最具有傳奇色彩、又最能表現人物精神的三個典型事例，即完璧歸趙、澠池會、廉藺交歡來加以集中地描寫；而寫“澠池會”則又把其他政事一概省去，隻寫了維護國家尊嚴一節。這就使人物的精神麵貌表現得格外生動、格外突出了。另外寫商鞅刻薄、李斯貪利、李廣善射、公孫弘飾智等等，司馬遷總是抓住人物的各自特點去篩選材料，進行集中和概括，用來塑造人物形象。
二、運用互見法塑造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
最基本的形式是“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即把那些與人物相關的矛盾鬥爭最尖銳、最激烈的事件，放在人物的本傳裏寫，而將人物的側麵載於他傳。例如《項羽本紀》，集中筆墨敘述钜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戰三個關鍵的曆史事件，有聲有色地塑造了項羽英勇善戰、豪爽剛毅的英雄形象。而項羽的缺點，尤其是他個性中凶殘的一麵，在本傳中隻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或分散在《高祖本紀》、《陳丞相世家》、《淮陰侯列傳》、《黥布列傳》等篇中補敘出來。既塑造出了一個可歌可泣的悲劇英雄，又真實地再現了曆史的必然進程。運用互見法使司馬遷在本傳中用特寫筆法刻畫人物形象，突出個性特點，對材料作了取舍。但是舍去不利於塑造人物形象的材料則有害於曆史的真實，司馬遷用互見法補述於他篇，兩全其美，治文史於一爐，表現了司馬遷卓越的創造才能和藝術才華。
三、情節故事化
《史記》重要人物的傳記，大都按時間順序紀事，人物一生言行，構成首尾完備的故事。司馬遷喜歡把人物的事跡故事化。《魏其武安侯列傳》寫竇嬰田蚡等人互相傾軋的故事，《田單列傳》寫火牛陣的故事，《孫子吳起列傳》寫孫武演練女兵的故事。孫臏傳也是由教田忌重射、教齊王圍魏救趙、教田忌減灶擒龐涓三個故事組成。《史記》幾乎就是一部曆史人物的故事集，從人物的一些逸聞軼事到一些重大的政治軍事鬥爭，司馬遷都喜歡把它們故事化。韓信的整個生平，從發跡前的亭長寄食、漂母飯信、受胯下之辱，到蕭何月下追韓信、登壇拜將；從臨晉之戰、井陘之戰、濰水之戰，再到蒯通說韓信、武涉說韓信，以至被斬長樂鍾室。可以說，韓信的一生，幾乎是一連串的故事連綴成的，甚至在論讚裏還補了一個為其母行營高敞地的故事。司馬遷在選擇材料和謀篇布局中，常常穿插生活小故事。《陳涉世家》開頭雲：“陳涉少時，嚐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陳涉自比鴻鵠，說明他是一個有誌氣、有抱負，不甘心安於現狀而圖有所作為的非凡少年，這是他以後敢於在天下苦秦久矣的關鍵時刻登高一呼，首舉反秦義旗的思想基礎；而陳涉又把同伴比作燕雀，表現了一種輕視他人的性格。這種性格的進一步發展，終於導致了陳涉為王後嚴重脫離群眾甚至殺害來探望他的少年夥伴的極大過錯，同時也給起義事業帶來了無法挽回的損失。《陳涉世家》開頭寫的這則小故事，不是可有可無的閑筆，而是畫龍點睛至關重要的一筆。又如《酷吏列傳》寫酷吏張湯，用他審訊老鼠盜肉的故事開頭，這個小故事刻畫出張湯酷烈毒辣的性格，為以後治獄刻深作了鋪墊，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這種通過著墨不多的小故事來揭示人物的思想麵貌，表現人物的個性特點的做法，是司馬遷寫人物慣用的手法。
四、濃鬱的抒情性
抒情就是情感的宣泄，明代李贄在《焚書·雜說》中精妙地指出：“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長大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日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形象化地將抒情與內心情感的釋放畫了一個等號。司馬遷寫《史記》，不是一般述史，而是“發憤著書”，他要把他受禍遭刑後所鬱積起來的所有怨憤，以及他對世事的愛憎褒貶，都一發之於這部著作。因此，他寫進作品裏的，不隻是單純的曆史事實，客觀的曆史現象，同時還寫進了作者的主觀感情，生活體驗，寫進了作者的理想和寄托。《史記》曆來有“筆端挾帶感情”、“寄興深長”、“有文外之遠致”之譽，也說明它在這方麵的優勢。
曆史是客觀的，但蘊含在曆史汪洋中美的成分卻需要通過主體的敏銳感受和深刻洞察才能把握。司馬遷以文學家與詩人的雙重氣質在自己的撰史實踐中打開了這方麵的天地，同時還對曆史當中那些可以使人喜、使人悲、使人特別感動、特別震顫的東西，進行咀嚼、品味、欣賞。譬如他把易水送別、烏江自刎、高祖還鄉、竇太後認弟這些情節、場麵，寫得那麼有氛圍，有意境，讀後沉吟其中，絕不隻是知道了某段故事，更能得到難得的審美愉悅和情感的熏陶。再比如，讀虞舜至孝以盛德化感冥頑的故事，我們會被虞舜胸懷的博大所深深感動；讀管鮑知己的故事，會為人間的友情竟達到如此的極致而感歎唏噓。就是悲劇人物，他們的遭遇、下場雖然悲慘，然而他們身上卻迸射出璀璨奪目的道義美和人格力量的光輝：荊軻刺秦，事雖未成卻氣貫長虹，千秋為之歎惋、感奮；公孫杵臼和程嬰，為救助被迫害的孤兒而慷慨獻身，他們的行為所體現出的堂堂大義，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所有這些都既是史，又是詩，都是作者要有很高的審美修養和審美品位才寫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