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在《美的曆程》一書中，就從生命意識的角度，對此進行了非常深刻的論述。他認為從《古詩十九首》的核心便是在懷疑論哲學思潮下對人生的執著。以後，趙敏俐、錢誌熙等人也對《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意識提出了相似的看法。所不同的是，李澤厚認為這種生命意識的覺醒隻有在漢末才能得以產生，而錢誌熙則從先秦就已存在的生命意識觀說起，對漢代辭賦、詩歌中存在的生命意識，從漢初到漢末的發展做了一個比較係統的梳理，指出了《古詩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識與漢代生命觀的聯係。趙敏俐則不同意《古詩十九首》產生於漢末的說法，他認為迄今為止的有關考證還不足以證明其說，反過來卻有相當的證據說明它有產生於東漢中期或早期的可能。所以應該從整個漢代社會文人的遭際和命運角度去認識它。這種思潮之所以在《古詩十九首》中得到突出表現，則是因為古詩從廣義上屬於樂府，是文人士子抒發他們世俗之情的藝術，這種對於《古詩十九首》思想內容的重新闡釋，顯示了這一時期學者們理論思考的深度。
但是和中國古代其他曆史時期的詩歌研究相比，《古詩十九首》研究卻相對落後。第一是文獻資料的缺乏和考證方法上存在著偏差。由於漢代距今曆史久遠，保存下來的資料極為有限，關於漢詩的實際創作情況已難以弄清。這對於個別詩篇的藝術賞析來說，也許沒有多大關係，但是要想探究漢代詩歌的發展過程，卻是莫大的障礙。特別是那些無名氏的文人五言詩，由於無法確定它們的具體作者和產生年代，我們也就無法明確文人五言詩在漢代的發展過程。
第二是缺乏結合曆史文化美學等學科領域對於漢詩進行係統綜合的探討。綜觀20世紀的漢詩研究，其重點始終在文人五言詩的考證和樂府詩的部分篇目分析上，這裏又表現出兩種傾向。在“五四”以後的第一個時期，考證和一般性描述的文章著作較多，深入進行藝術分析的較少；在建國後的第二個時期，由於受政治批評模式的影響，過分地抬高了一部分樂府詩的政治思想價值而否定了另一部分作品。同時，由於認定文人五言古詩的成熟年代是在東漢末年，對這些作品產生原因及內容的揭示也隻是從“所謂漢末政治黑暗”的角度做直接因果關係式的解釋，沒有把它們放在廣泛的漢代社會文化背景下來認識。兩漢是中國第一個封建盛世，400年的曆史發展對中國後世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在這四百年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漢詩，值得我們從曆史、哲學、文化、思想、美學、藝術等多方麵展開研究，我們所要做的工作還相當艱巨。
所以，《古詩十九首》的研究仍然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如以文獻資料發掘為基礎的實證研究尚需加強；與《古詩十九首》密切相關的古詩、古樂府、魏晉詩歌的縱橫研究、比較研究、流變研究尚需進一步開展；運用新的方法，在宏通的思維方式和廣闊的學術視野下的文本研究、流變研究尚需進一步開展；運用新的方法，在宏通的思維方式和廣闊的學術視野下的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理論研究更需有人去開荒與嚐試。如果說20世紀的《古詩十九首》研究是在繼承中實現創新的話，那麼21世紀的《古詩十九首》必將在開拓中達到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