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生命自覺昭示了儒學傳統詩教的坍塌。當大一統的輝煌壯麗連同梁園氛圍一同成為揚州舊夢，凶險的時代與解體的儒學詩教使文人的心靈與創作都蒙上了哀傷。其中的失落和痛苦反映了文人地位從帝國形成前的獨立走向依附時的不安以及依附也變得不再可恃時的焦慮，當政權不能庇護這種依附時，個體的失落與痛苦無意中卻孕育了詩性精神的高揚。由於現實的追求往往是失落的，及時行樂和人格萎縮便成亂世一景。其中雖不乏以天下為己任清剛貞亮的黨人名士，也有全身遠禍又追求精神生活的玄儒名流，而更多的則是追名逐利和不時營造另一精神家園的俗士。後者則是《古詩十九首》的主要創作隊伍。在遊學遊宦為特征的世俗風氣中，大批中下層文人把生活中的失意和精神抑鬱用文學表現出來，生長出其永恒的意義——對人生價值的重新反思與取舍。他們是生活在漢末中下層社會的文人士子，有建功立業、揚名後世的理想，但生不逢時、誌不得展。在動蕩不安的年代裏，為擺脫窮困潦倒的境遇，投身於激烈的仕途競爭中，淪落天涯，雖身在異鄉，仍胸懷故土，心係家園，每個人都有無法消釋的思鄉情結。生活的漂泊不定，人生追求的茫然若失，使他們麵對四季交替、草木枯榮、飛鳥蟲鳴、風雲霜露、日月星辰等，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離別相思、感時傷誌、知音難遇、光陰易逝、生命短促、歎老嗟卑的世俗情懷。他們對生命意義的感悟是：不是官場傾軋中的勝利、功名利祿的獲取，而應該是和平安穩的世俗生活、真摯無比的男女情愛、千金難買的青春光陰。文人們突破了傳統詩教“美人倫、厚教化”的言誌空間，使詩成為抒發個體生命經驗的重要方式，真正把詩歌帶到了緣情的道路上來，這使得《古詩十九首》在文學史上的位置有了某種轉折性的標示意義。
生命意識應是源於對生命有限性和生存價值的深遠認知與哲學感悟，並自覺追求生命存在的意義與永恒，力求實現生命的理想境界。“我們必然要死亡，這一事實對人來說是不可更改的，人意識到這一事實，這種意識極為深刻地影響了人的生存”。而對生命脆弱的悲哀及生命焦慮的消解無疑在深層影響著文學史的走向和品格。從建安文學的勵勉功業，到正始文人狂放於藥及酒，直至陶淵明不以生死為念順其自然的態度，甚而連同永明文學對聲律美、宮體詩人對女性的審美觀照，無不是文學對生命的求證和審美意識的自覺。這些都是以對生命的焦慮為基礎的，隻不過是消解途徑不同罷了。故而，文學史上生命意識及社會精神的突破，在《古詩十九首》前後有一個明顯的轉折。其深遠影響便在於：文學史上的時空意義，以真為美的思潮，以及文風多向突破，便以生命意識覺醒為基點生長起來，使文學的自覺從此成為必然。
《古詩十九首》裏享受生命的激情是真實可感的。不論是先據要路津的欲望還是放縱揮霍的生活，都是在於企圖使精神超越肉體的局限，獲得永恒的意義。“表麵看來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歎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麵，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欲求和留戀……表麵看來，他們似乎是無恥地在貪圖享受、腐敗、墮落。其實恰恰相反，它是特定曆史條件下深刻地表現了對人生、生活的極力追求”，而這恰是文士永恒的心靈曆程和藝術的審美特質。懷才不遇和憂患意識提升了文學的價值和品格，也注定了文學史演變的方向。這種痛苦和哀傷，不但不會降低《古詩十九首》的價值，反而是生命意識的浪漫盛開，也是文學的核心價值。它所連接的是創作的個性化和文學的自覺。
綜觀文學史，反映人的困境與突圍是文學的根本動力源。在生命意識大規模的覺醒後，人生短暫的壓迫讓作家竭力尋求解脫。《古詩十九首》突出告訴人們生命的脆弱性，這對人類是個巨大的震撼。“在所有動人心弦的事情中，對死的恐懼是首當其衝的”個性化的創作對此表現出內心極度的敏感和悲傷。在享受現實的大背景下，建安文學的主旨在於生命不朽和建功立業，而在“三曹”“七子”身上，這個曾經的目標又讓人認識到功業最終和人是分離的，而且詩化的功業和政治的功業是兩回事。到阮籍詩中，黑暗的政治把功業理想吞沒了，生命又墜入了更寒冷的絕望中。如果說詩化的功業理想從政治中退出來是曹植的一個努力，這一矛盾到陸機的詩中就徹底消失了，轉化為自然和女性。詩歌作為一種語言存在，是人心靈的另一生存空間，是靈魂的另一安頓形式。而且自然作為和社會相對應的一種解脫方式是最直接的，在自然中，生命是純淨而自由的，六朝詩歌便在自然和女性這兩種元素上生長起來。陶淵明詩中一大哲理便是人在向外追求時，不是得到，而是失去，導致的是人的焦慮和缺損。田園詩強調的是自然，是自足，與普遍人群的追求相反。因為自然不需在對象中找到自己的價值，避免了心為物役，“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所以《古詩十九首》直接顯示的就是人生的悲哀和不完整，從而揭開文學自覺關鍵的一個環節，經過整個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的發展演變，使文學自覺成為現實。漢朝人所謂的文學指的是學術，特別是儒學。而儒學的人生倫理是建立在對生命價值孜孜以求和精神上的積極向上前提之下的，它帶有較強的理性約束力，而對人的生死並不看重，要講求大濟蒼生和兼濟天下。故而在《古詩十九首》之前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對生命短暫的悲傷抒懷。而《古詩十九首》如此集中而強烈地抒發生命困境與脆弱，進而發展成為文人詩歌中一個重要主題，也是對傳統詩教的一個突破，把詩歌帶到緣情的道路上來。文學的自覺是需要一種社會思潮為基礎的，這種思潮當然不是極少數人，隻能是得到廣大士人階層的普遍認同。無論從詩歌主體的性情而言，還是從詩歌表現內容和藝術風貌而論，《古詩十九首》已形成了一個價值取向的轉變，使詩言誌向詩言情過渡。梁元帝蕭繹《金樓子·立言篇》對文筆的分別論述得很具體，“吟詠風搖，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至如文者，唯須綺轂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此說強調的是文之抒發感情以情動人的特點，已經接近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了。故言《古詩十九首》是中國文學自覺的標誌之一當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