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65-427），字元亮，一說名潛，淵明是他的字，自號五柳先生，諡號“靖節”。生活在晉宋之際，潯陽柴桑人。關於他的家世，大致上可以認定是東晉大司馬陶侃之後，他的祖父、父親，大約也當過太守一類的官職。在他作的《命子》詩中，提到了自己的曾祖、祖父和父親，讚頌他們的功績。首章追溯唐、虞、夏、商，講述陶姓氏族源頭。第二章“天集有漢，眷予湣侯”，言陶舍從漢破代封侯，因亂而獲武功也。三章“亹亹丞相，允迪前蹤”，謂陶青為丞相，能勤勤懇懇，續承其父功德。四章言“運因隆窊”，謂陶青後未有顯者，至中晉而長沙公陶侃即陶淵明之曾祖而有所成就，“業融長沙”。五章“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極言曾祖美德。六章敘祖父及父親之德性，“肅矣我祖，慎終如始”，“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充滿自豪感。由此我們可以想像，陶氏遠祖曾經有過顯赫的過去，但到了陶淵明時，家道中落，導致了他的生活很早就潦倒艱苦，貧困不堪。顏延之在《陶征士誄》裏說他“少而貧苦”，又說他“母老家貧，捧檄致親”。根據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的說法，這應該是與他八歲便已失怙有關。自幼便遭遇家運的不幸，承受家境的慘淡，總的說來，陶淵明在他整個青少年時期，都是極不得意的。這一點結合他在晚年所寫的《有會而作》一詩自述“弱年逢家乏”，便可以得到印證。
雖然陶家到陶淵明時已家道中落，但他的祖父、父親都當過中層地方官員，畢竟算得上是個世族家庭，少小時也自當有過例行接受儒家那一套正規教育的機會。他在《飲酒》詩中就說過：“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六經，即指儒家的六部經典，這極鮮明地反映了陶淵明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那他自然懂得儒家標榜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必然使他在思想上堅持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念。因而，陶淵明青年時代就懷有遠大抱負，有佐君立業，大濟蒼生之誌，夢想建功立業，展翅高飛。這可見諸他的諸多詩作，如20歲時寫《詠菊花》、《詠三良》、《詠二疏》，借壯懷激烈的曆史先賢表達了自己建功立業、佐君當賢臣的從仕抱負。他在《雜詩》中曾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在《擬古》中表示：“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猛誌”，“思遠翥”，充分顯示了他要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的雄心壯誌。《感士不遇賦》中寫道：“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這確切說明了，他要做一個對親孝、對君忠的廉潔官吏，用以實現濟世的“猛誌”。但他的理想並未成為現實，“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聘，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雜詩》之二），表現他曾有過功業未竟的焦慮，盡管他後來極力掩蓋這一點，出仕隻是為了糊口養家，但我們可以明白，他的初誌並非如此，隻是經曆了仕途挫折後，他才歸隱田園，並不是真的忘懷了現實，生來就要作隱士。
抱著欲幹一番事業的濟世願望，陶淵明於29歲那一年才出來做個江州祭酒，卻因“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蕭統《陶淵明》）。所謂“不堪吏職”，指陶淵明受不了當小吏的種種束縛和折磨，認為這樣屈殺了自己的才華，這是他為官不久回家的主要原因。在《飲酒》詩第十九首中也透露了一點他這次出仕的思想情況：“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誌意多所恥。”這“誌意多所恥”乃指封建社會中的小官吏，需要阿諛奉承才能站住腳，而陶淵明卻認為這是一種羞恥的行為，因而思想上有了波動。田園生活對於陶淵明固然貧窮，但無拘無束，不需要低頭失節，況且在陶淵明的人生中以崇尚自然和安貧樂道為其精神的兩大支柱，繼續做祭酒，有違他所說的“質性自然”的品性。而且當時社會上的玄風極盛，世族文人都喜好清談，普遍企羨隱逸，那種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也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因而，隻有回家才能解決這一矛盾。有人根據“世路靡悠悠，楊朱所以止”，以及《答龐參軍》序言的兩句“楊公所歎，豈惟常悲”，認為陶淵明可能是曾受到了楊朱典故的啟發，才毅然作出了辭官歸隱的決定。“世上歧路太多，人生如何選擇，成為一大難題。陶潛當時也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南可北，可進可退。楊朱主張全性保真，陶潛終於也選擇歸隱田園裏”。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依據和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