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三仕三隱(1 / 3)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一說名潛,淵明是他的字,自號五柳先生,諡號“靖節”。生活在晉宋之際,潯陽柴桑人。關於他的家世,大致上可以認定是東晉大司馬陶侃之後,他的祖父、父親,大約也當過太守一類的官職。在他作的《命子》詩中,提到了自己的曾祖、祖父和父親,讚頌他們的功績。首章追溯唐、虞、夏、商,講述陶姓氏族源頭。第二章“天集有漢,眷予湣侯”,言陶舍從漢破代封侯,因亂而獲武功也。三章“亹亹丞相,允迪前蹤”,謂陶青為丞相,能勤勤懇懇,續承其父功德。四章言“運因隆窊”,謂陶青後未有顯者,至中晉而長沙公陶侃即陶淵明之曾祖而有所成就,“業融長沙”。五章“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極言曾祖美德。六章敘祖父及父親之德性,“肅矣我祖,慎終如始”,“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充滿自豪感。由此我們可以想像,陶氏遠祖曾經有過顯赫的過去,但到了陶淵明時,家道中落,導致了他的生活很早就潦倒艱苦,貧困不堪。顏延之在《陶征士誄》裏說他“少而貧苦”,又說他“母老家貧,捧檄致親”。根據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的說法,這應該是與他八歲便已失怙有關。自幼便遭遇家運的不幸,承受家境的慘淡,總的說來,陶淵明在他整個青少年時期,都是極不得意的。這一點結合他在晚年所寫的《有會而作》一詩自述“弱年逢家乏”,便可以得到印證。

雖然陶家到陶淵明時已家道中落,但他的祖父、父親都當過中層地方官員,畢竟算得上是個世族家庭,少小時也自當有過例行接受儒家那一套正規教育的機會。他在《飲酒》詩中就說過:“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六經,即指儒家的六部經典,這極鮮明地反映了陶淵明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那他自然懂得儒家標榜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必然使他在思想上堅持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念。因而,陶淵明青年時代就懷有遠大抱負,有佐君立業,大濟蒼生之誌,夢想建功立業,展翅高飛。這可見諸他的諸多詩作,如20歲時寫《詠菊花》、《詠三良》、《詠二疏》,借壯懷激烈的曆史先賢表達了自己建功立業、佐君當賢臣的從仕抱負。他在《雜詩》中曾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在《擬古》中表示:“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猛誌”,“思遠翥”,充分顯示了他要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的雄心壯誌。《感士不遇賦》中寫道:“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這確切說明了,他要做一個對親孝、對君忠的廉潔官吏,用以實現濟世的“猛誌”。但他的理想並未成為現實,“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聘,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雜詩》之二),表現他曾有過功業未竟的焦慮,盡管他後來極力掩蓋這一點,出仕隻是為了糊口養家,但我們可以明白,他的初誌並非如此,隻是經曆了仕途挫折後,他才歸隱田園,並不是真的忘懷了現實,生來就要作隱士。

抱著欲幹一番事業的濟世願望,陶淵明於29歲那一年才出來做個江州祭酒,卻因“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蕭統《陶淵明》)。所謂“不堪吏職”,指陶淵明受不了當小吏的種種束縛和折磨,認為這樣屈殺了自己的才華,這是他為官不久回家的主要原因。在《飲酒》詩第十九首中也透露了一點他這次出仕的思想情況:“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誌意多所恥。”這“誌意多所恥”乃指封建社會中的小官吏,需要阿諛奉承才能站住腳,而陶淵明卻認為這是一種羞恥的行為,因而思想上有了波動。田園生活對於陶淵明固然貧窮,但無拘無束,不需要低頭失節,況且在陶淵明的人生中以崇尚自然和安貧樂道為其精神的兩大支柱,繼續做祭酒,有違他所說的“質性自然”的品性。而且當時社會上的玄風極盛,世族文人都喜好清談,普遍企羨隱逸,那種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也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因而,隻有回家才能解決這一矛盾。有人根據“世路靡悠悠,楊朱所以止”,以及《答龐參軍》序言的兩句“楊公所歎,豈惟常悲”,認為陶淵明可能是曾受到了楊朱典故的啟發,才毅然作出了辭官歸隱的決定。“世上歧路太多,人生如何選擇,成為一大難題。陶潛當時也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南可北,可進可退。楊朱主張全性保真,陶潛終於也選擇歸隱田園裏”。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依據和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