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宋時期，佛學東進，信佛敬佛，世風日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唐代杜牧的詠史詩，可謂一語中的。此時，山水大家謝靈運衝淡自然的山水詩作，亦深受佛學禪理的濡染，一些山水詩歌，營造出的是一種玄味濃厚的藝術氛圍。
我們知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文化現象，佛教是人類認識活動曆史長河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東漢佛教在中國流傳開始，到了晉宋之際，已為中國文人知識階層廣泛接受，“開口不言佛家事，自是學問沒到頭”。應該說，中國文學也是在這個時期深受佛學玄理影響的。正如金代傑出詩人元好問在《答俊書記學詩》的評價：“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在文學的自覺時代，詩禪交相輝映，文人們極喜好在登山臨水的詩文卒章綴上一個充滿玄味的秘密，這個帶有時代特征的人生秘密，困擾了後學們很久。英國詩人勃萊克詩說“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其實，考察我國漫長的文學史，我們不難發現，晉宋之際的一些文人雅士，常在他們的一些文學作品中，自然流露出這樣的傾向：棄世厭政，獨鍾林泉，忘懷塵世，寄情山水，融思辨妙悟的玄言佛理於清新靈動的自然山水之中。如東晉的支道林、慧遠，南朝的沈約、王筠等人，如果我們認真梳理他們詩文裏的思想意識，即可看出，其實都與佛家托身玄遠，遺棄世務有關。作為晉宋之際的文學頂尖人物謝靈運，筆下流出的山水詩受到玄言佛理的沐浴和洗禮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從東漢就開始在中國流傳的佛教，到了晉宋時期，已漸漸融會到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之中，並在中國文人的意識中深深地紮下了根。謝靈運曾與當時的名僧一起修訂《大般涅焚經》譯文，在對佛經的具體修訂、翻譯過程中，他慢慢認識了這種由印度傳入中國的帶有幾分神秘色彩的宗教，並由衷地喜歡上了它。那麼，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佛教，自然就會在道德方麵去製約謝靈運山水詩的思想，在倫理方麵去規範謝靈運山水詩的語言實踐。“卒章多托玄思”的山水詩，很多時候佛理玄言與全詩的內容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有機融合，絕非一些人所雲，是一條多餘的“玄言詩尾巴”。因為，當佛教與謝靈運的人生哲學情投意合時，他內心就會體悟到一種全新的境界。佛教禪宗對一切境遇不生憂樂悲喜之情，不粘不著，不塵不染，這種超脫處世態度和謝靈運當時欲進不能、欲罷不忍的矛盾心境簡直是靈犀相通，一拍即合。一方麵使得謝靈運在嚴酷而慘痛的現實生活中，產生否定客觀現實的傾向，龜縮進狹隘的個人天地之中，消解自我的抗爭意誌，致使其“卒竟多托玄思”的山水詩，潛蘊著一種人生歸宿的虛無感和強烈的憂患、悲劇意識；另一方麵表現在謝靈運山水詩中，那種任運自在的恬淡心境，在似有若無的禪光佛影中，外化成為謝詩清靜虛空、“多托玄思”的藝術風格。
謝靈運身處晉宋易代的動亂之世，為了安定自己驚恐憂懼的靈魂，因著與佛教的種種因緣關係，他企圖以佛理來觀照事物，求得性靈真諦，實現“至乎一悟出，萬滯同盡爾”（《辨宗論》）的徹底解脫。在謝靈運看來，真正的智慧在於“照寂”，一旦“照寂”，就能對於“理”運用自如，或者說理為我用，而不是我為理用了，在這裏，“照”有映證之意，“照寂”則既有體證萬物性空的意思，也有朗見自己本原清淨的澄明佛性的意思。正是出於“至夫一悟出，萬滯同盡耳”一了百了的期望，因著當時流行的山水“以形媚道”（南朝·宗炳《明佛論》）和般若學“即色遊玄”理論，謝靈運走進了向來喜愛的自然山水中，希望通過對山水景色的觀照來實踐“照寂”理論，獲得對佛理性空之宇宙本體的證悟。在遊山玩水過程中，他寫下不少詩篇記述自己的心得體會，如《登江中孤嶼》：“江南倦遊曆，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回，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能傳？”詩人通過對白雲輝映紅日，碧水連接藍天等清新秀美景色的觀照，悟得的是“表靈物莫賞，蘊真誰能傳”的妙理。所謂“表靈”，是說眼前這一派澄鮮美麗的景象，體現的隻是“真空”“妙有”的真如佛法；所謂“蘊真”，也是說如此靈山秀水本身就蘊含著佛法真理，它乃是“尋異景不延”的，亦即時時處於變異不居、遷流不息的過程中，這就是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般若多羅蜜多心經》），既即色即空，又非色非空，景色本身就是“真空”、“妙有”的圓融顯現。謝靈運通過觀色悟道，心境似乎有所平靜，於是他辭官回到會稽。在那裏，他營建石壁精舍，更加虔誠地皈依佛門，精研佛理。在《石壁精舍還湖中作》詩中，他寫自己徜徉山水之中的悟道感受是：“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穀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理推。”由此可見，在大自然山水境界中，詩人是那樣地舒心愜意。這不僅是因為“清暉能娛人”，更是因為他已經悟得了“攝生”之道。“淡慮輕物”、“意與理愜”就是他感受到的人生至理。由於謝靈運觀照山水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求宗”、“求真”、“悟理”，所以在他的山水詩後麵往往會拖上一條玄言的尾巴，便也不足為奇；今人往往以此來指責他的山水詩，殊不知謝靈運的寫作初衷即是在於玄言而並非山水。我們試看他的許多著名山水詩的結尾就可以說明問題了。如《過白岸亭》的結尾：“榮悴迭去來，窮通成休戚。未若長疏散，萬事恒抱樸。”又如《從斤竹澗越嶺溪行》的結尾：“情用賞為美，事昧誰能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又如《石門新營所住，四麵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的結尾：“感往慮有複，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為眾人說，冀與智者論。”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從這些詩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詩人以為他探究到了山水景物中蘊含的真理，看到了自然山水所體現的性靈，從而解決了一直縈繞在他心頭的榮悴、去來、窮通、休戚等等有關是非得失的憂慮苦惱，使他驚恐不安的靈魂得到了安慰、鎮定。所以倘若客觀的知人論世，謝詩以言理的玄言結束，不但不是毫無必要的畫蛇添足，相反還是必不可少的畫龍點睛，因為詩人正是以此來揭示主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