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宋時期,佛學東進,信佛敬佛,世風日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唐代杜牧的詠史詩,可謂一語中的。此時,山水大家謝靈運衝淡自然的山水詩作,亦深受佛學禪理的濡染,一些山水詩歌,營造出的是一種玄味濃厚的藝術氛圍。
我們知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文化現象,佛教是人類認識活動曆史長河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東漢佛教在中國流傳開始,到了晉宋之際,已為中國文人知識階層廣泛接受,“開口不言佛家事,自是學問沒到頭”。應該說,中國文學也是在這個時期深受佛學玄理影響的。正如金代傑出詩人元好問在《答俊書記學詩》的評價:“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在文學的自覺時代,詩禪交相輝映,文人們極喜好在登山臨水的詩文卒章綴上一個充滿玄味的秘密,這個帶有時代特征的人生秘密,困擾了後學們很久。英國詩人勃萊克詩說“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其實,考察我國漫長的文學史,我們不難發現,晉宋之際的一些文人雅士,常在他們的一些文學作品中,自然流露出這樣的傾向:棄世厭政,獨鍾林泉,忘懷塵世,寄情山水,融思辨妙悟的玄言佛理於清新靈動的自然山水之中。如東晉的支道林、慧遠,南朝的沈約、王筠等人,如果我們認真梳理他們詩文裏的思想意識,即可看出,其實都與佛家托身玄遠,遺棄世務有關。作為晉宋之際的文學頂尖人物謝靈運,筆下流出的山水詩受到玄言佛理的沐浴和洗禮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從東漢就開始在中國流傳的佛教,到了晉宋時期,已漸漸融會到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之中,並在中國文人的意識中深深地紮下了根。謝靈運曾與當時的名僧一起修訂《大般涅焚經》譯文,在對佛經的具體修訂、翻譯過程中,他慢慢認識了這種由印度傳入中國的帶有幾分神秘色彩的宗教,並由衷地喜歡上了它。那麼,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佛教,自然就會在道德方麵去製約謝靈運山水詩的思想,在倫理方麵去規範謝靈運山水詩的語言實踐。“卒章多托玄思”的山水詩,很多時候佛理玄言與全詩的內容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有機融合,絕非一些人所雲,是一條多餘的“玄言詩尾巴”。因為,當佛教與謝靈運的人生哲學情投意合時,他內心就會體悟到一種全新的境界。佛教禪宗對一切境遇不生憂樂悲喜之情,不粘不著,不塵不染,這種超脫處世態度和謝靈運當時欲進不能、欲罷不忍的矛盾心境簡直是靈犀相通,一拍即合。一方麵使得謝靈運在嚴酷而慘痛的現實生活中,產生否定客觀現實的傾向,龜縮進狹隘的個人天地之中,消解自我的抗爭意誌,致使其“卒竟多托玄思”的山水詩,潛蘊著一種人生歸宿的虛無感和強烈的憂患、悲劇意識;另一方麵表現在謝靈運山水詩中,那種任運自在的恬淡心境,在似有若無的禪光佛影中,外化成為謝詩清靜虛空、“多托玄思”的藝術風格。
謝靈運身處晉宋易代的動亂之世,為了安定自己驚恐憂懼的靈魂,因著與佛教的種種因緣關係,他企圖以佛理來觀照事物,求得性靈真諦,實現“至乎一悟出,萬滯同盡爾”(《辨宗論》)的徹底解脫。在謝靈運看來,真正的智慧在於“照寂”,一旦“照寂”,就能對於“理”運用自如,或者說理為我用,而不是我為理用了,在這裏,“照”有映證之意,“照寂”則既有體證萬物性空的意思,也有朗見自己本原清淨的澄明佛性的意思。正是出於“至夫一悟出,萬滯同盡耳”一了百了的期望,因著當時流行的山水“以形媚道”(南朝·宗炳《明佛論》)和般若學“即色遊玄”理論,謝靈運走進了向來喜愛的自然山水中,希望通過對山水景色的觀照來實踐“照寂”理論,獲得對佛理性空之宇宙本體的證悟。在遊山玩水過程中,他寫下不少詩篇記述自己的心得體會,如《登江中孤嶼》:“江南倦遊曆,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回,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能傳?”詩人通過對白雲輝映紅日,碧水連接藍天等清新秀美景色的觀照,悟得的是“表靈物莫賞,蘊真誰能傳”的妙理。所謂“表靈”,是說眼前這一派澄鮮美麗的景象,體現的隻是“真空”“妙有”的真如佛法;所謂“蘊真”,也是說如此靈山秀水本身就蘊含著佛法真理,它乃是“尋異景不延”的,亦即時時處於變異不居、遷流不息的過程中,這就是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般若多羅蜜多心經》),既即色即空,又非色非空,景色本身就是“真空”、“妙有”的圓融顯現。謝靈運通過觀色悟道,心境似乎有所平靜,於是他辭官回到會稽。在那裏,他營建石壁精舍,更加虔誠地皈依佛門,精研佛理。在《石壁精舍還湖中作》詩中,他寫自己徜徉山水之中的悟道感受是:“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穀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理推。”由此可見,在大自然山水境界中,詩人是那樣地舒心愜意。這不僅是因為“清暉能娛人”,更是因為他已經悟得了“攝生”之道。“淡慮輕物”、“意與理愜”就是他感受到的人生至理。由於謝靈運觀照山水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求宗”、“求真”、“悟理”,所以在他的山水詩後麵往往會拖上一條玄言的尾巴,便也不足為奇;今人往往以此來指責他的山水詩,殊不知謝靈運的寫作初衷即是在於玄言而並非山水。我們試看他的許多著名山水詩的結尾就可以說明問題了。如《過白岸亭》的結尾:“榮悴迭去來,窮通成休戚。未若長疏散,萬事恒抱樸。”又如《從斤竹澗越嶺溪行》的結尾:“情用賞為美,事昧誰能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又如《石門新營所住,四麵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的結尾:“感往慮有複,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為眾人說,冀與智者論。”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從這些詩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詩人以為他探究到了山水景物中蘊含的真理,看到了自然山水所體現的性靈,從而解決了一直縈繞在他心頭的榮悴、去來、窮通、休戚等等有關是非得失的憂慮苦惱,使他驚恐不安的靈魂得到了安慰、鎮定。所以倘若客觀的知人論世,謝詩以言理的玄言結束,不但不是毫無必要的畫蛇添足,相反還是必不可少的畫龍點睛,因為詩人正是以此來揭示主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