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靈魂，用此話來感悟《世說新語》很是恰當。如果說先秦理性精神的意義在於人對自然天命意誌的超越的話，那麼魏晉時期文化變遷的意義就在於人對於傳統社會意誌的抗爭和超越。這種傳統是周秦以來在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製度及反映這種製度的封建專製體製下形成的，並在兩漢得到高度的強化。因此，人們才將魏晉精神比之為歐洲文藝複興人本主義的勝利。
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知識分子無不將儒家經典奉為圭臬，借此晉升仕途。他們熱衷參與國政，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希望能實現經國濟世的理想。但到了東漢末年，政治腐化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內有外戚、宦官爭權，外有黃巾起義、董卓作亂，讀書人空有滿腔熱誠卻無法挽回亂世。此外，經曆兩次黨錮之禍的大屠殺，他們的身心更遭受嚴重的打擊。隨後，在兵連禍結、動蕩不安的時局中，他們處境堪憂，動輒得咎，思想傾向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重大的轉變，於是到了魏晉時代，一種新的人生觀就此成形。
在魏晉時期，選才采用九品中正製，出身名門望族的子弟根本不必擔心仕途問題，自然也不用苦讀儒家經典，以致短短幾十年間，儒學衰退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相對於儒學的式微，另一種思想快速躥起，那就是老莊哲學。因為此時魏晉名士已不再熱衷政治，而是把重心轉向個人安身立命的問題上。老莊哲學清靜無為、自由逍遙的生活主張，正符合他們心境的需求，也可提供新人生觀的思想依據，因此老莊哲學便成為當時的主流思想，加上《易經》，便形成了魏晉“玄學”。在思想上，士人們反抗現實，看不慣一切人為的法度，不關心政治，隻在意個人安危和心靈是否得到解放。在行動上，他們消極地逃避現實，安於現狀。在學術上，老莊書籍的注釋和研究成為士人的必修科目，而“精老莊、通周易”也成為稱讚別人學識淵博的流行語，連日常生活的應對進退，莫不以玄學為依歸，整個學術界都沉浸在這股玄學風氣中。
伴隨著玄學的興起，魏晉名士之間吹起一股“清談”之風。清談是由東漢的“清議”發展而來的，主要是以人物的品鑒為主，隻是時代改變，品鑒的方法、標準也產生變化，清談的內容已包含玄學、美學和文學，但極少涉及敏感的政治話題。他們喜歡相互辯論一些空洞的理論，品評時人品貌的高低，或在言語上顯露個人的智慧。清談可說是當時文人的生活重心，它和玄學互相助長，形成一種十分特殊的文人風貌。而且人們迫切需要一本具有教科書意義的、可供人借鑒和模仿學習的資料書，《世說新語》便應運而生。
《世說新語》，作者是宋臨川王劉義慶（公元403年-公元444年），梁朝的劉峻（字孝標）為其作注。《隋書·經籍誌》將它列進了小說家。全書原來有八卷，劉孝標注本分成十卷，現在的版本都是三卷，分德行、言語等36門，記載漢末到魏晉間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庶僧侶的逸聞、軼事、瑣語，而以晉代為主。主要內容是人物評論、清談玄言和機智故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門閥世族的思想麵貌。該書保存了魏晉時期社會、政治、思想、文學和語言等史料，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劉義慶門下有很多的文人學士，劉義慶領導眾人進行編纂，使全書體例與風格基本一致。劉孝標采用裴鬆之注釋《三國誌》的方法，進行補缺和糾錯，他下了很大功夫，引用的書就有四百多種，這對了解該書大有裨益。
《世說新語》編撰的時代，以傳統的詩文為文體之正宗，小說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前代班固有言：“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裏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又說：“諸子百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可見對小說極其輕視。魏晉南北朝時的另一小說家幹寶，他創作了《搜神記》，明明寫作的內容是神仙鬼怪之類的荒誕浪漫言詞，卻不肯承認自己是小說家，而願做“鬼之董狐”（《世說新語》引劉慎語），將自己的誌怪小說與史書相提並論。劉義慶及其門客，當然熟悉這些時代的小說觀念，所以他們隻把采錄的東西精煉其語言記錄之，斷不會妄加加工發揮。魏晉南北朝的接受群體，對於小說屬於藝術創造是難以理解的，他們允許詩歌有飛動的想象，賦作可以張揚其鋪敘誇飾，卻不允許小說家對小說中的故事進行加工和創造。中國最早的誌人小說《語林》成書之後，曾經風行一時，《世說新語》注引《續晉陽秋》語描述當時流傳之盛況雲：“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語林》之風靡一時可見一斑。《語林》中載有謝安事跡，而《語林》廣為流傳之時，謝安仍健在，他對《語林》中有些記載自己的語言不滿，批評裴啟妄言，時人便謂《語林》“載謝太傅事不實，似未必盡能傳信”，結果導致《語林》聲譽大跌，幾乎無人問津。在這樣一種群體審美意識的影響之下，誰又敢妄言他人是非？所以唯有遵循所知而已，盡情的加工創作則遠離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