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魏晉風度又是一種哲學風度，以玄學作為其哲學基礎，追求一種超越世俗的自由獨立的人格理想。這種人格理想也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最高精神境界。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周秦諸子以後第二度的哲學時代”，漢末黃巾起義不僅摧毀了腐朽的東漢帝國，而且也打破了“獨尊儒術”的禁錮局麵，思想界轉而從道家思想和外來佛教中尋找新鮮養分，建構新的理論體係。於是老莊抬頭，玄學興起。湯用彤先生指出：“夫玄學者，謂玄遠之學。學貴玄遠，則略於具體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論天道則不拘於構成質料，而進探本體存在。論人事則輕忽有形之粗跡，而專期神理之妙用。夫具體之跡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體，無名絕言而以意會者也。”玄學的產生，標誌著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大飛躍——即由漢代的宇宙論轉向魏晉的本體論。從政治哲學來說，希望君主以道家的“無為而不為”之道治理天下，不觸犯以莊園經濟為基礎的門閥世族的利益。從人生哲學來說，玄學的“目的是在對人格理想作一種本體論的解釋或建構，超越有限而達到無限——自由。”這種人格理想是絕對自由、不受任何束縛的，超越有限而達到無限之境。魏晉名士不像莊子那樣，隻追求一種精神上的自由，他們把這種境界落實到行動上和日常生活中。他們大膽衝破封建禮法束縛，蔑視功名利祿，真率坦蕩，張揚個性，任誕放達，回歸自然，思想解放，體認自我，表現出人格精神上的獨立自由和對世俗人生的審美超越。魏晉風度那種自由灑脫、清遠玄澹、超塵絕俗、風神飄逸的人格之美，在人格個性長期受到壓抑束縛的封建時代樹立了一塊不可企及的美的豐碑，代表了中國人文精神中特有的富有詩意的人生境界和審美境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總之，魏晉風度作為一代美學風範，其文化意蘊是非常豐富而精深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世說新語》和魏晉風度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劉義慶畢竟是站在當時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看問題的，魏晉風度是一種貴族風度，《世說新語》不收陶淵明，是因為其家族沒有取得被世家大族認可的社會地位和名望，表現出明顯的門閥世族的偏見。《世說新語》所津津樂道的遺聞軼事，很多內容表現了統治者的殘忍本性和奢靡腐爛的生活，嵇康、阮籍等人的任誕放達，也離不開特有的曆史語境，這些都需要我們用現代眼光加以甄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