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一個是中國古典詩歌浪漫主義的傑出代表，一個是現實主義的傑出代表；但20世紀以前大家對李白的關注遠遠落後於杜甫，不過，這也使當代的學者有了更大的馳騁空間。“揚杜抑李”始自中唐人元稹，他說杜詩“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不過，元稹的這種“揚杜抑李”的觀點在當時並不帶普遍性，他的好友、著名詩人白居易就認為李、杜基本上還是並列，讚揚兩人“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與元稹看法完全不同的是韓愈，他在《調張籍》一詩中，這樣寫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顯然，他對李、杜是同樣尊重的。到了宋代，歐陽修更喜愛李白，而王安石更喜愛杜甫；蘇軾雖然更推崇杜甫，但他創作的藝術特色卻更接近李白。南宋詩論家嚴羽說：“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這種說法相當公允。明代對李、杜的評價，大致與宋代相似。杜甫的地位甚高，但李白的聲望也未曾因此稍衰。“茶陵派”的李東陽，宗主杜甫，但對李也甚為景仰。提倡詩必盛唐的“前後七子”，詩學杜甫，而對李白同樣讚賞備至，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對此都有所論述。力求擺脫複古束縛的祝允明、唐寅推崇李白，文征明卻崇拜杜甫；有叛逆思想的李贄推崇李白，而主張獨抒性靈的袁中郎，則李、杜並稱。清代的情形也是如此。趙翼說過一句帶有總結性質的話：“北宋諸公皆奉杜為正宗，而杜之名遂獨有千古。然杜雖獨有千古，而李之名終不因此稍減。”這說明，李、杜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各自做出的獨特貢獻，是無法抹殺的，采取簡單的揚此抑彼的態度，都無法改變他們在詩歌史上雙子星座的地位。
盡管“揚杜抑李”在曆史上不乏其人，但曆代詩評家對李白的生平和創作還是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品評和研究，到19世紀末，已經積累了相當可觀的成果。然而，在李白研究史上，20世紀所取得的成績和進展無疑最大。這一百年中，學界在傳統的印象式的瑣碎的詩歌品評的基礎上，開始運用較為現代的、科學的、係統的詩歌理論來研究李白及其詩歌藝術，取得的成就至深且巨；在李白詩文校注和文集的整理方麵，更是碩果累累，佳作迭出。
杜曉勤的《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一書第八章專題討論了李白。其中既總結了20世紀李白研究的概況，又分八節詳細討論了李白的生平、李白的性格和思想、李白的詩文、李白詞的真偽、李白詩歌的藝術、李白的作品集、李杜比較等研究情況。郭勉愈在《新時期李白研究綜述》一文中重點歸納了李白的生平及交遊問題的研究情況。現結合兩文，旁采他說，就20世紀的李白研究情況簡單概括如下：伍非百的《詩界革命家李白作品的批評》是20世紀較早運用現代詩歌理論對李白進行批評的文章，該文無論是行文的方式還是論述的角度，都一改傳統的點評、集說，而是從人格特質和藝術形式兩方麵，高度評價了李白對當時詩歌革新的貢獻。稍後，又陸續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從思想、性格、情感和藝術特質等角度對李白進行較為細致研究的文章，如崔憲家的《浪漫主義的詩人李白》、陸淵的《情聖李白》、徐嘉瑞的《頹廢之文人李白》、縷啟愉的《李白個性的遺傳及其兒童期生活》、李長之的《李白的文藝造詣與謝捽》、浩乘的《李白的佛教思想》、蕭望卿的《李白的宇宙意義及人生觀》等。同時，用類似理論和方法研究李白的專著也不少，如李守章的《李白研究》、汪炳焜的《李太白傳》、李長之的《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戚維翰的《李白研究》等，其中李長之的著作視角尤為新穎獨到，在學術界具有較大影響。
就具體問題而言，關於李白氏族和籍貫問題的討論，是20世紀上半葉李白研究領域中最為引人注目的。這次討論是從李宜琛的《李白的籍貫與生地》開始的，他在該文中提出李白應生於西域的說法。此後陳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問》中又詳細考證，亦斷定李白“生於西域，不生於中國”，而與之異說的文章則有王立中的《〈李太白國籍問題〉之商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