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0年代開始，學界又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分析和評價李白的思想和詩歌，為此還展開了關於李白的人民性和進步意義的討論。這次討論是從林庚發表《詩人李白》一文開始的。林庚在該文中指出，李白並非像過去有些人想象的那樣脫離現實，相反他對政治，對祖國，對人民是很關心的；他的作品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的某些情況，同時也表現了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對於這些看法，當時許多學者都表示讚同，但他們對林庚提出的李白歌頌“太平盛世”是反映了人民的願望、李白的布衣感是與農民起義“一而二二而一”的觀點，則發表了不同的看法。
五六十年代李白的生平研究，除了對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繼續進行討論，又提出了一個新問題，即李白的經濟來源。這一問題是由麥朝樞的《李白的經濟來源——讀李漫筆之一》引起的，他認為李白和他的父親都是販運銅鐵的商人，而李白則“兼涉采冶”之業。該文發表以後，立即引起了學界的注意，相繼出現了耿元瑞的《李白是靠經商過活嗎？——對〈李白的經濟來源〉一文的質疑》、慕榮華的《李白是做生意的？》、李廷先的《為李白一辨——讀麥朝樞〈李白的經濟來源〉一文後》等商榷文章。
這一時期的李白詩歌藝術研究的新趨勢是學界開始普遍用浪漫主義的理論來分析其詩。林庚在其《詩人李白》中說“李白從市民階級萌芽中所得到的主要是獨往獨來的自由生活，個性解放的要求，自由意誌與浪漫主義的精神”，後來專論李白詩歌浪漫主義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來，如胡國瑞的《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精神及藝術特點》、孫殊青的《論李白詩歌的積極浪漫主義》、謝善繼的《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精神》、黃海章的《試論構成李白詩歌積極浪漫主義的因素》等。
從1967年到1976年，李白並沒有被人冷落，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提出的李白生於中亞碎葉說，他在該書中認為李白當生於中亞細亞的碎葉城，其位置在今哈薩克斯坦境內的托克馬克。此說一出，馬上得到了學界眾多的響應，如餘恕誠的《李白出生於中亞碎葉的又一確證》、殷孟倫的《試論唐代碎葉城的地理位置》等。就是到80年代以後，也還有人響應此說。“文化大革命”後期，李白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當時有些人用“評法批儒”的觀點來分析和評價李白，普遍認為李白是法家，說李白具有強烈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傾向和戰鬥精神，而且他們還將之與杜甫進行比較，揚李抑杜。
20世紀的最後20年，可以說是李白研究的複蘇期和高潮期。從70年代末開始，學界又重新用學術批評和科學研究的眼光來對待李白及其文學創作，再加上有相當多的學者在文革中雖然被剝奪了撰寫李白研究論文的權利，但是他們一直沒有停止對李白研究的思考，所以在文革結束到80年代中期，就出版了將近20部李白研究專著，論文更是不計其數。
當然，八九十年代李白研究的興盛局麵不隻體現在發表成果的數量上，更體現在空前的深度和廣度上，此時人們發現和討論的問題較之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多。就李白生平研究而言，人們除了對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問題和李白的經濟來源等問題繼續探討外，還就李白一生入京的次數和時間、寄家東魯、長流夜郎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李白思想研究方麵，學界則拓寬思路，多角度、分層次地研究李白的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乃至盛唐文化的關係，對李白與宗教關係的研究也更為深入和全麵。在李白詩歌的現實性的研究方麵，人們對李白詩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氣象”的討論較之五六十年代也更為深入。在李白詩歌的藝術研究方麵，人們也逐漸改變用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的理論模式來套的思路，開始從意象、結構、語言、聲律、詩體、審美觀、創作心理、文化價值等角度進行更新穎細致的探討。同時人們還將李白與古今中外的許多詩人進行比較，試圖尋找李白詩歌的藝術淵源、藝術魅力及中外優秀的詩歌作品共同的藝術規律。在具體研究方麵，此時學界對《蜀道難》作意和主題的研究、對李白詞真偽問題的討論較之五六十年代都更為熱烈和持久。在作品考訂和整理方麵，八九十年代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20年間，除出版了十幾部李白詩選、文選，還先後出版了《李白集校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等三部各有特色的李白全集的新整理本，充分顯示了20世紀李白作品整理和研究的實績，同時也為李白研究的進一步推進和開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