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人最令人神往和陶醉的人生方式無疑是詩酒風流，作為這個精神行為係統中最有神采的人物又當數李白。杜甫曾在《飲中八仙歌》中攝下這樣的鏡頭：“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李白真乃謫仙人也，竟借詩酒風流的曠世才華，於醺醺然的狀態中超越了幾乎是不可超越的市井與朝廷、布衣與天子的等級台階，這簡直是人類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史的奇跡。其實，杜甫之所謂“飲中八仙”，在人物品位上包括貴族顯宦、清流文官和平民書生，涉及到他們不拘禮節的形形色色的生活趣味、公事之餘的人生形態、消愁避禍的方式，以及宗教態度、世俗智慧和藝術創造的特殊精神狀態。也就是說，杜甫在這些品位不等、年代略有參差的人物身上，描繪了一個未能躬逢其盛、而心向往之的精神自由雄放而清雅脫俗的“理想國”，一個富有魅力的“醉態盛唐”。
“鬥酒詩百篇”已經成為“醉態盛唐”的旺盛蓬勃的藝術創造力的象征。杜甫以後的唐宋之世，文人們懷著無限欽慕而又難免自慚形穢的複雜心理，借此創造著有關李白的“新神話”。新神話的焦點始終不離布衣詩仙與盛世天子的話題，不離李白於天寶初年以布衣入朝而待詔翰林的詩酒軼聞，唐代孟棨《本事詩·高逸》對盛唐時代詩人麵對天子乘醉逞才的行為，已經多有渲染：（玄宗）嚐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會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
在這則記載的人物要素方麵，詩人與皇帝之外，宮人有了，但不是楊貴妃；高力士有了，但並沒有屈尊侍候詩人。具備“四個第一”的人物要素，即詩才第一的李白、地位第一的玄宗、美貌第一的楊貴妃和內臣第一的高力士，則是唐人韋睿的《鬆窗雜錄》所記載的李白醉賦《清平調》詞三章。這裏甚至讓樂律第一的李龜年持金花箋去宣召李白，李白以名花第一的牡丹比喻楊貴妃，而且也寫到高力士以脫靴為恥而讒毀李白了。以這類頂尖的人物要素，極寫“醉態盛唐”的詩家殊榮和隱藏著的政治危機者，前尚有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後又有宋初樂史的《楊太真外傳》，數代傳聞都在苦苦地尋找著一種失落了的“李白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