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楊慎就對“詩史”說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以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並省。”楊慎的批評帶有很強的個人情感色彩，缺乏說服力。首先，宋人對詩史的理解是包括紀事、技巧、思想在內的多個層麵，而紀事隻是詩與史相聯係的表層原因，技巧、思想的相通才是杜詩被稱謂“詩史”的深層原因。楊慎眼中的宋人“詩史”觀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其次，他認為杜詩“直陳時事”的詩“類於訕訐”是“下乘末腳”，依據楊慎的意見，則“三吏”、“三別”即屬此類。這是對詩歌中“賦”的手法的貶抑，忽略了“賦”法本身是做詩的一大傳統。第三，楊氏認為“詩史”是完全可以代替曆史的，這是對“詩史”說的片麵理解。多數宋人還是在詩的基礎上來理解“詩史”的，並非楊氏的狹隘。楊慎的批駁雖然破綻很多，但他強調詩與史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各有特征，詩要含蓄蘊藉、史要直陳質實，還是有其現實意義的，尤其對那些完全以詩證史、以史解詩、忽略杜詩文學性的杜詩研究者是一劑猛藥，雖有矯枉過正之嫌，還是對“詩史”的探討作出了貢獻。王夫之譏笑《石壕吏》“於史有餘，於詩不足”，辛辣的嘲諷那些讚美杜詩謂“詩史”的人是“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可閔者”。他評價李白的《登高丘而望遠海》詩：“後人稱杜陵為詩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開元天寶本紀在內。俗子非出像則不省，幾欲賣陳壽《三國誌》以雇說書人打匾鼓，誇赤壁鏖兵。可悲可笑，大都如此。”白詩雖也寫了“安史之亂”後的社會動蕩、民生凋敝，但多為想象之景，與杜詩親見親聞的“詩史”是不能比擬的。但王夫之卻硬說“詩史”的桂冠隻有李白適合，杜甫是當不起的，這就不僅是強詞奪理，更有信口雌黃的意味了。王說是緊承楊慎“含蓄蘊藉”的論詩觀而來的，但他的批評尖刻，更加過激，不但敘事詩，即使小說這種敘事文學也都被他一並抹倒，而且還挾帶著人身攻擊的火藥味，多數人不讚成他的意見。四部館臣在《杜詩捃提要》中說：“明唐元竑撰……自宋人倡詩史之說，而箋杜者遂以劉昀、宋祁二書據為稿本，一字一句，務使與紀傳相符。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感事憂時風人之旨，杜詩所以高於諸家，固在於是，然集中不過數十首耳。詠月而以比肅宗，詠螢而以比李輔國，則詩家無景物矣；謂紈絝下服比小人，謂儒冠上服比君子，則詩家無字句矣。元竑所論，雖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會，涵泳性情，頗能會於意言之外。……勝舊注之穿鑿遠矣。”顯然明朝的杜詩注家唐元竑是以詩人的眼光來涵詠、注解杜的“詩史”的，而四部館臣則再一次在理論上支持了楊慎，強調了詩才是杜甫“詩史”的首要特性，並指出了以史注詩的弊端。反對“詩史”說的一方經過了明清兩代人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努力終於使他們的批駁漸趨嚴密完善、具有了較強的說服力。元明清三代支持“詩史”說的一方仍然是多數派，但他們的詮釋基本上承襲了宋人。明陸時雍《唐詩鏡》評《喜達行在所三首》雲：“三首中肝腸蹤跡，描寫如畫，化作記事，便入司馬子長之筆矣。”楊倫《杜詩鏡銓》評《草堂》一首雲：“以草堂去來為主，而敘西川一時寇亂情形，並帶入天下，鋪陳終始，暢極淋漓，豈非詩史？”這是說杜詩善於紀事，故稱“詩史”。王嗣奭《杜臆》評杜之《八哀詩》，以為“此八公傳也，而以韻語記之，稱為詩史，不虛耳”。認為杜詩善紀人故稱“詩史”。《杜臆》評《憶昔二首》雲：“公俱不諱，真詩史也。”這是說杜詩具有史書秉筆直書的特點，故稱“詩史”。仇兆鼇《杜詩詳注》評“用古體寫今事”的樂府詩《前出塞》、《後出塞》雲：“大家機軸，不主故常，昔人稱‘詩史’者以此。”側重杜詩寫“今事”的內容。元人宋無《杜工部祠》詩雲：“詩史孤忠在，文星萬古傳。”清人吳喬雲：“杜詩是非不謬於聖人，故曰詩史，非直指紀事之謂也。”即使直書其事的《哀江頭》和委婉而諷的《宿昔》因也是“是非不謬於聖人”，故也可稱詩史，並批評：“用修（楊慎字）不喜宋人之說，並‘詩史’非之，誤也。”這是強調“詩史”中所具有的忠君、抑揚褒貶的倫理意義。但明清評論家對“詩史”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楊倫《杜詩鏡銓》引邵子湘評《悲陳陶》、《悲青阪》雲：“‘日夜更望官軍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倉卒’，軍機如此。此杜所以為詩史也。”浦起龍《讀杜心解》之《讀杜提綱》雲：“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憂之；史不言朝廷輕儒，詩中每每見之。可見史家隻載得一時事跡，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兩說都認為詩可以反映國民的情緒，可以形象地記錄世人的心態，杜詩是“安史之亂”前後唐人的心靈史，它反映的深度及對潛在的隱患的敏感度都是史書所不及的。這實際上是說“詩史”比單純的“史”有著更大的優越性，而這種優長正源於“詩史”所具有的抒發性情的詩性，這就在事實上承認了兼具“詩”、“史”兩長所形成的“詩史”的第一性仍是它的“詩”性，而非“史”性。這種論斷要比楊慎等人的批駁令人信服。（清）何永紹為姚文燮《昌穀集注》所作“序”雲：“詩之有史也，自杜少陵始也。少陵生天寶末，所為諸什，一一皆以天寶實錄係之，後人讀其詩如讀唐史然。故史不必係之以詩，而詩則皆可係之以史者。蓋文人才子感時寄興，以憤發其不得誌於當世之意。然少陵之稱史也，是以史自見者也，故後人亦盡見其為史也。”何說以為詩可兼史，而史不可兼詩；並且認為詩史可以借助個人情懷反映世運，以達到載史的作用，這樣就明確地把杜甫的包括敘事詩在內的所有詩作都看作“詩史”，它是對杜甫詩的整體的稱謂，並非隻是對於杜詩中的敘事詩而言，這正是我們現代人所理解的“詩史”。這種看法抓住了杜詩心係家國、關注社會民生的內核，是通達而恰切的。然而他又說杜甫是以史臣的自覺來作詩的，則是一種臆測，並且姚文燮亦承其弊說：“世稱少陵為‘詩史’，然少陵身任其為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