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的“詩史”之說最早見於晚唐孟棨的《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孟說強調了杜詩獲得“詩史”稱號的兩個理由：一是杜詩記載了因安史之亂所引發的許多社會時事，二是杜詩善於通過詩歌把時事表達出來。孟說雖然簡略，但已經涉及了杜詩的內容和技巧兩個方麵。宋初宋祁的《新唐書·杜甫傳》雲：“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此說強調杜詩善於用長篇排律反映時事，側重杜詩以詩載史的藝術技巧，是對孟說杜詩技巧方麵的具體化。蔡居厚的《蔡寬夫詩話》：“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中國詩歌向以抒情詩為大宗，以敘事詩為次，蔡說明確說出了敘事的藝術手段是杜詩與史相通的原因，是對杜詩善敘事的藝術技巧認識的深化。《瀛奎律髓彙評》引無名氏謂杜甫“以史筆為詩”，即以撰史的筆法作詩。葉夢得的《石林詩話》評《述懷》、《北征》諸篇雲：“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也。”宋王正德《餘師錄》卷上引《步裏客談》陳長方雲：“老杜作詩，筆力可方太史公。如郭元振宅等詩，便是與之作傳。”這是說杜詩可以為人物立傳，而史傳文學正是以人物傳記為主的，這就把杜詩的“史性”探討的越來越具體了。黃徹雲：“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雲：‘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史筆森嚴，未易及也。”溪詩話》卷一。這種把具體的年月日寫進詩中的寫法是詩歌史中少見的，在杜詩中也是極少數，黃徹卻以此讚揚杜詩具有史筆的精確性，這是把詩當作史的極端化認識。另一些人則偏重於杜詩的內容。如（宋）謝逸在《故朝奉大夫梁州使君季公行狀》中讚季公“尤愛杜子美，以謂唐之治亂，備見於此。”陳岩肖雲：“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又雲：“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認為杜詩不但記載國之大事，而且還無所不包地記錄了各地的風土人情，是比史書還要詳盡的“詩史”。劉克莊引“三吏”、“三別”等詩後謂“新舊唐書不載者，略見杜詩”。這是強調杜詩具有補史的功能。但宋人對詩史說的最大發展是把史所承載的思想道義賦予了杜詩。如胡宗愈雲：“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夫、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切，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杜詩不僅反映了作者的行事、悲樂，更反映了詩人忠君、崇賢、斥惡的思想，前者是詩家數、後者則是史家數。黃庭堅雲：“老杜文章善一家，……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文天祥曰：“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以其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杜詩在紀事之中暗寓懲惡揚善的春秋筆法。黃徹甚至認為杜詩中的稱謂如“杜曲”、“杜子”、“甫”、“杜陵”等都是“寓諸褒貶”的春秋筆法。溪詩話》卷一。宋代還出現了一些杜詩注本就明確標明以史解杜。如《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黃氏補千家注杜工部詩史》等。宋人對杜“詩史”的理解自內容取材、藝術技巧向思想道義的擴展是正確的，因為杜詩的確不僅多紀事、善紀事，而且對君臣將帥賢能宵小進行“抑揚褒貶”；但漸漸地，宋人過於誇大杜詩的“史”性而有意忽略杜詩的“詩”性，完全以讀史的方法來解讀杜詩，這勢必會出現穿鑿附會的弊病，引起世人的抵觸和反感。如劉攽《中山詩話》記載丁謂以杜甫《側行贈畢四曜》詩中“速宜相就飲一鬥，恰有三百青銅錢”回答宋真宗“唐時酒價幾何”的提問，這本是文人雅士的機敏，不可當真。但在《詩話總龜》等書中，此事竟成了杜詩為“一代之史”的證據。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此句不過是用北齊盧思道之成語，“詩家不拘也”。若果真以此認為杜詩中的“三百青銅錢”是唐時的酒價，那就錯了。《猗覺察雜記》卷上也載有以杜《鹽井》詩而見當時鹽價和商賈所販之息的事，並稱“使後世有考，真‘詩史’也”。又如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雲：“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句為‘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敘塵跡摭故實而已。”語中所引詩句，出自杜甫《八哀詩》。這兩句詩主要是表示李光弼深得軍心且是軍隊的靈魂，一旦故去，則旌旗移色、三軍痛悼，和“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的傳聞毫無關係。文學的形象生動性畢竟和曆史的客觀真實性是不同的，以史解詩是有限度的，越過了限度，是要出錯的。當時的沈洵在《韻語陽秋序》中就說：“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為詩史。……雖比物敘事，號為精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在沈氏看來，杜詩字裏行間有太多的個人情感，不符合史所要求的對時事的客觀再現，因此杜詩不能稱之為“詩史”。這是宋人對“詩史”稱號的反思，當然這種反思仍然是完全以“史”的標準來衡量“詩史”的錯誤思維的另樣發展，但畢竟我們聽到了不同的聲音，說明了這個稱號並非神聖不可侵犯，是可以質疑的。因此沈說本身無可取之處，但他啟發了後人對“詩史”內涵和外延作進一步的探索、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