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的“詩史”之說最早見於晚唐孟棨的《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孟說強調了杜詩獲得“詩史”稱號的兩個理由:一是杜詩記載了因安史之亂所引發的許多社會時事,二是杜詩善於通過詩歌把時事表達出來。孟說雖然簡略,但已經涉及了杜詩的內容和技巧兩個方麵。宋初宋祁的《新唐書·杜甫傳》雲:“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此說強調杜詩善於用長篇排律反映時事,側重杜詩以詩載史的藝術技巧,是對孟說杜詩技巧方麵的具體化。蔡居厚的《蔡寬夫詩話》:“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中國詩歌向以抒情詩為大宗,以敘事詩為次,蔡說明確說出了敘事的藝術手段是杜詩與史相通的原因,是對杜詩善敘事的藝術技巧認識的深化。《瀛奎律髓彙評》引無名氏謂杜甫“以史筆為詩”,即以撰史的筆法作詩。葉夢得的《石林詩話》評《述懷》、《北征》諸篇雲:“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也。”宋王正德《餘師錄》卷上引《步裏客談》陳長方雲:“老杜作詩,筆力可方太史公。如郭元振宅等詩,便是與之作傳。”這是說杜詩可以為人物立傳,而史傳文學正是以人物傳記為主的,這就把杜詩的“史性”探討的越來越具體了。黃徹雲:“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雲:‘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史筆森嚴,未易及也。”溪詩話》卷一。這種把具體的年月日寫進詩中的寫法是詩歌史中少見的,在杜詩中也是極少數,黃徹卻以此讚揚杜詩具有史筆的精確性,這是把詩當作史的極端化認識。另一些人則偏重於杜詩的內容。如(宋)謝逸在《故朝奉大夫梁州使君季公行狀》中讚季公“尤愛杜子美,以謂唐之治亂,備見於此。”陳岩肖雲:“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又雲:“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認為杜詩不但記載國之大事,而且還無所不包地記錄了各地的風土人情,是比史書還要詳盡的“詩史”。劉克莊引“三吏”、“三別”等詩後謂“新舊唐書不載者,略見杜詩”。這是強調杜詩具有補史的功能。但宋人對詩史說的最大發展是把史所承載的思想道義賦予了杜詩。如胡宗愈雲:“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夫、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切,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杜詩不僅反映了作者的行事、悲樂,更反映了詩人忠君、崇賢、斥惡的思想,前者是詩家數、後者則是史家數。黃庭堅雲:“老杜文章善一家,……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文天祥曰:“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以其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杜詩在紀事之中暗寓懲惡揚善的春秋筆法。黃徹甚至認為杜詩中的稱謂如“杜曲”、“杜子”、“甫”、“杜陵”等都是“寓諸褒貶”的春秋筆法。溪詩話》卷一。宋代還出現了一些杜詩注本就明確標明以史解杜。如《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黃氏補千家注杜工部詩史》等。宋人對杜“詩史”的理解自內容取材、藝術技巧向思想道義的擴展是正確的,因為杜詩的確不僅多紀事、善紀事,而且對君臣將帥賢能宵小進行“抑揚褒貶”;但漸漸地,宋人過於誇大杜詩的“史”性而有意忽略杜詩的“詩”性,完全以讀史的方法來解讀杜詩,這勢必會出現穿鑿附會的弊病,引起世人的抵觸和反感。如劉攽《中山詩話》記載丁謂以杜甫《側行贈畢四曜》詩中“速宜相就飲一鬥,恰有三百青銅錢”回答宋真宗“唐時酒價幾何”的提問,這本是文人雅士的機敏,不可當真。但在《詩話總龜》等書中,此事竟成了杜詩為“一代之史”的證據。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此句不過是用北齊盧思道之成語,“詩家不拘也”。若果真以此認為杜詩中的“三百青銅錢”是唐時的酒價,那就錯了。《猗覺察雜記》卷上也載有以杜《鹽井》詩而見當時鹽價和商賈所販之息的事,並稱“使後世有考,真‘詩史’也”。又如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雲:“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句為‘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敘塵跡摭故實而已。”語中所引詩句,出自杜甫《八哀詩》。這兩句詩主要是表示李光弼深得軍心且是軍隊的靈魂,一旦故去,則旌旗移色、三軍痛悼,和“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的傳聞毫無關係。文學的形象生動性畢竟和曆史的客觀真實性是不同的,以史解詩是有限度的,越過了限度,是要出錯的。當時的沈洵在《韻語陽秋序》中就說:“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為詩史。……雖比物敘事,號為精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在沈氏看來,杜詩字裏行間有太多的個人情感,不符合史所要求的對時事的客觀再現,因此杜詩不能稱之為“詩史”。這是宋人對“詩史”稱號的反思,當然這種反思仍然是完全以“史”的標準來衡量“詩史”的錯誤思維的另樣發展,但畢竟我們聽到了不同的聲音,說明了這個稱號並非神聖不可侵犯,是可以質疑的。因此沈說本身無可取之處,但他啟發了後人對“詩史”內涵和外延作進一步的探索、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