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期。韓愈（768-824）出身於仕宦之家，父輩、兄長俱能文。但韓愈三歲而孤由長兄韓會扶養，韓會文才出眾，為文主張教化。在韓愈十二三歲時，韓會死於貶所，韓愈則由其孤嫂養大。韓愈自幼備嚐生活艱辛，對藩鎮割據、佛老日昌所造成的國弱民貧，有著切膚之痛。這是韓愈後來為古文能夠貼緊現實的重要原因。韓愈也因此具有強烈的改變自己命運的功名欲望，但三舉進士不得，後以文章受知於梁肅，因之薦舉始進士及第。在仕途上也是曲折坎坷，51歲之前一直是下級官僚，且幾次遭貶，因平叛有功始為刑部侍郎，但第二年就因《論佛骨表》貶潮州刺史。53歲時回朝，自此官運才較為通達。55歲時又因平叛轉吏部侍郎。韓愈一生參加了兩次藩鎮平叛，且均取得成功，見出韓愈堅決打擊藩鎮割據勢力的政治態度和實幹精神，這在古文家中是少有的。而充滿波折的仕途又顯示出韓愈不同流俗的兀傲個性。韓愈的平生經曆似乎證明了古文運動能在其手中成功又具有某種必然性。韓愈的文論在繼承前輩的同時又有所發展。首先，文以明道。這是古文運動的根本理論。“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爭臣論》）；“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通其辭者，本誌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重答張籍書》），顯然韓愈文以明道的功用說及道的內涵都是繼承前輩而來的。但是韓愈又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讀墨子》）、“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其少哉”（《讀鶡冠子》），墨家和道家為孔孟所不容，但韓愈卻推重之。並且他認為《儀禮》“考於今，誠無所用”（《讀儀禮》）。韓愈既聲稱己道為儒道，卻又非議儒家經典《儀禮》，稱讚墨家和道家，似乎自相矛盾，所以蘇軾在《論韓愈》中批評道：“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其實韓愈有自己的準則，他並非為道而道，他要傳之道是以是否有用於現實為標準的。《儀禮》雖是儒家經典，但其內容偏重形式，是仁之表，且隻合於春秋戰國的形勢，無益現實，故非之。而墨家、道家宣揚的節約、仁愛、非戰思想，既合於儒家的仁義思想，又有利於當時武人藩鎮割據、官民勢同水火、統治者鋪張浪費等現實問題的緩解，故推之。韓愈堅決的反佛，並非是他不懂佛理的精妙和有益生人，他的出發點是當時佛眾甚多，已經危及到國家的兵役、賦稅來源，成為沉重的經濟、社會包袱，所以假借儒學大旗滅佛。韓愈之道具有明顯的現實功利性，他所言之道也就有了鮮活的生命力，容易引起多數人的共鳴，這是韓愈比其前輩進步的地方。第二，不平則鳴。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所說的不平則鳴的主體範圍非常廣泛，從堯舜禹、諸子百家、屈宋班馬一直到唐朝的諸多文士，此文學觀強調為文必須有為而發、有情而發，突破了文以明道的狹隘功利觀，也更加符合文學創作自身的本質規律。在此基礎上，他又提出“窮苦之言易好也”的命題。其《荊譚酬唱詩》雲：“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誌得，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為。”這是歐陽修等人文章“窮而後工”文論的先聲，這無疑是直擊文章應以抒情為主的本質問題。第三，氣盛言宜。韓愈在《答李翊書》中道：“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為文需有氣勢，與駢文以音韻、排偶等為能事不同。氣勢可以通過作家學道與養氣達到。因此又曰：“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又指出了具體的修煉方法：“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誌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這是說作家要善養浩然之氣，始能使文章的形式有充實的內容作依托。第四，惟陳言之務去。此語出自上引《答李翊書》，主要是突出己語不同於時文的陳詞濫調。有的學者根據韓愈“好古辭”的自敘，遂批評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使散文的語言愈來愈脫離口語，這種認識有些表麵化。其實在韓愈的意識和創作中他的語言不但不從俗，也不同於古。“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之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唯其是爾。’……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答劉正夫書》）；“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文從字順各識職”（《南陽樊紹述墓誌銘》）。顯然韓愈“好古辭”的嚴密表述是“好古辭簡勁精練的表達能力”，即“好古文的義法”，其重點並非好古辭的辭藻本身。他的古文是非古非今富有個性、自成一家的。第五，對前代古文文學成就兼容並包的繼承態度。韓愈不但學古道、古文義法，而且學習古文的風格。《進學解》稱：“沉浸濃鬱，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指《書經》中的虞夏書），渾渾無涯。周誥殷盤（《指《書經》中的商周書），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這種學道兼學文的態度是前期重道輕文的古文家所沒有的，且其學文是學古文的精神氣脈而非止於表麵的詞句。韓愈的文論在文以明道的根本前提之下對文學尤其是散文的文學本質屬性的把握是深刻的、成體係的，這是他能夠成為古文運動的領袖的重要原因。
韓愈的古文創作實踐與其理論是相符合的，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其散文集版本較多，以李漢所編《韓昌黎文集》為準，按體裁分為雜著、書、啟、序、哀辭、祭文、碑誌、筆硯、鱷魚文、表、狀，共331篇，名篇甚多。“氣盛”是韓文的最大特點，尤其是在論說文中。如《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論佛骨表》、《爭臣論》、《諱辯》、《師說》等文結合中唐所存在的政治、思想及社會陋習等諸多弊病，重在闡釋孔孟之道，恢複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強化封建君主中央集權製。其行文筆酣墨飽“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蘇洵《上歐陽內翰書》），氣勢淩厲，令讀者沒有質疑的思維間隙。其次，韓愈為文往往隨行文的需要，信筆而至，不拘束於文體的傳統模式，形成了篇篇各異，風格多樣的特點。如《試大理平事王君墓誌銘》的後麵有一段文字追敘墓主王適在年輕時騙娶妻子的故事，滑稽有趣。這與墓誌銘要求記載生平大事以及嚴肅堂皇的文風要求是大相徑庭的，但卻更好地塑造了“奇男子”王適的“奇”的個性。又如贈序原是敘別情，但韓愈的《送李願歸盤穀序》卻大發議論，對蠅營狗苟之徒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再如《毛穎傳》用擬人的手法把“毛筆”當作傳主為毛筆立傳，借毛筆的功高不賞、老而見棄抒發了作者對統治者寡恩薄義的憤慨。裴度對韓愈如此破舊立新甚不以為然，在《寄李翱書》中斥曰：“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製，而以文以為戲”。裴度的批評正好見出韓愈為文不墨守成規，勇於創新的個性特點。而且這種創新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如柳宗元、李肇、李漁等人就很稱讚此文。第三，韓文的語言通古熔今、自鑄偉詞。有許多已經成為成語，廣泛流傳。如：“搖尾乞憐”、“垂頭喪氣”、“深居簡出”、“輕車熟路”、“坐井觀天”、“同工異曲”、“動輒得咎”、“細大不捐”、“佶屈聱牙”、“投閑置散”、“刮垢磨光”等。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高讚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是切合實際的持平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