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運動雖至中唐後期韓愈、柳宗元時達到高潮，但其醞釀期則可以上溯至開元末年。唐代散文的發展比唐詩的發展滯後，古文運動興起的原因是複雜的。第一，散文（包括駢文與古文）內部矛盾運動的結果。中國的散文在先秦時主要是奇句單行的散文體，如諸子百家之文。李斯的《諫逐客書》大量地運用對偶、排比，被清代的李兆洛在編選的《駢體文抄》一書中稱為“駢體初祖”。兩漢時，奇句單行的古文仍是散文中的主流，《史記》即是以古文寫作的典範。但駢文逐漸多了起來，並且技法日益細密。如鄒陽《上梁王書》駢多而散少，孔融《薦禰衡表》“不僅講究對偶，還講究四字句和六字句對偶，即後來四六文的開端，並且還注意音節的諧調”。魏晉南北朝時是駢文的鼎盛期，古文則退居次要位置。曹植、陸機、沈約、劉勰、蕭統等都是寫作駢文的能手。沈約進一步把“永明體”應遵循的四聲搭配的規則也運用到了駢文的寫作中去，即“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南朝時幾乎出現了無文不駢的局麵，即使史書如《後漢書》、文論如《文心雕龍》都是用駢體寫成，隻有沒有多大文學成就的北朝反而出現了《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兩部用古文寫作的輿地之書。唐代前期，駢文仍是散文體中的主要形式。駢文比較注重藝術技巧的運用，本是散文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進步。但後來由於過於講究對偶、音韻、詞藻、用典、誇飾、物色等藝術技巧，甚至句式也主要是四六句，限製了情感的抒發、意思的傳達，此時駢文藝術技巧的愈加進步、細密反而成為駢文藝術倒退的根本原因。楊炯在《王勃集序》中批評龍朔文風“爭構纖微，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陳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斥六朝至唐初的文風“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麵對已是花瓶的駢文，王勃、楊炯開始在駢文中注入剛健的氣骨；“燕許大手筆”蘇頲、張說運駢入散；李白、王維以詩筆寫作駢文；陸贄的駢文“真意篤摯，反複曲暢，不複見排偶之跡”，已經沒有麗辭浮藻，不用排比、對偶、事典。駢文自身發展所產生的弊病已經到了非古文不能補救的時候了。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認為唐代古文運動取得成功的最大的原因“便在於駢儷文的矯揉造作，徒工塗飾，把正當的意思與情緒，反放到第二層去。而且這種駢四儷六的文體，也實在不能盡量的發揮文學的美與散文的好處。這樣，駢儷本身的崩壞，便給古文運動者以最大的可攻擊的機會。……在大眾正苦於駢儷文的陳腐與其無謂的桎梏的時候，韓愈們登高一呼，萬山皆響，古文運動便立刻宣告成功了。”第二，儒學複興的需要。儒學在東漢末期已經受到多數人尤其是士階層的質疑；建安時期曹操以刑名之術成就霸業，劉備以仁義之儒術成就的業績遠不能與曹操相比；自魏文帝曹丕之後，玄學漸盛，彌漫兩晉，南朝時佛學又極盛行。經過了短暫的隋朝，唐朝雖然恢複了以儒學為治國的官方思想，但唐朝實際上實行的是儒釋道三家兼容並包、無所輕重的思想政策，也就是說儒學的獨尊地位自東漢末年至唐朝前期約六百年的時間裏都不曾實際存在過。但儒學定為一尊的呼聲卻從來沒有斷絕過。自盛唐後期重振儒學成為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的共識，代宗即位，明確任用儒術，至德宗朝，經陸贄、權德輿等人大力提倡，儒學走向複興高潮。並且魏晉六朝的短命曆史又進一步昭示無論是刑名之學，還是老莊玄學，抑或舶來品佛學都不可能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安全保證，隻有儒學是比較完備的國家學說，而提倡儒學往往是和反對形式主義的駢體文風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雲：“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此時隋文帝君臣正是以打擊浮華的駢文為突破口重振儒學。玄學為文學注入灑脫的氣度、自由的個性，佛學則為文學造就空靈的境界，但也同時漸漸地遠離世俗，抽取作品的現實內容。玄學與佛學思想在文學中的極度發展、滲透往往會導致形式主義文風的產生，駢文在魏晉六朝的興盛即是顯證。所以出世的釋道思想與內容空洞隻追求形式美的駢文就有了一致性，這正是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的儒學所堅決反對的。古文自先秦始就是諸子百家爭鳴的論道工具，古文便於說理、敘事、抒情的優越性是駢文無法比擬的，因此儒學振興的重擔隻可能由古文來承擔。第三，形勢所迫。唐初的統治集團主要是以功勳起家的關隴貴族和以經學傳家的山東世族。科舉製度推行到武則天時，由於“太後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後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台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是以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旬而周聞天下……”，於是以詩賦而起家的庶族地主也大量地進入統治階層，與關隴貴族、山東世族鼎足而三。山東世族是政府壓製的對象，但他們仍是社會意識中的文化領袖階層，為其他兩個獲得了較多的世俗利益的集團所敬仰。這三大集團在鬥爭中漸趨融合，後來演變成以山東世家為主體的儒士和以進士為主體的文士兩大群體。儒士多斥文士文風浮豔、為人險躁；文士則斥儒士迂腐，而實心向往之。唐玄宗崇雅黜浮，在尊道家的同時大力提倡儒學，儒士集團的地位有所抬升。自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排斥張九齡等文臣後，大權獨攬。李林甫是以“吏能”起家的不學有術的政客，他不但打擊儒士，也打擊文士，凡是有知識文化的士人都在他驅逐的範圍，他則重用、提拔吏。天寶中期他曾經大規模地迫害朝臣，像李適之、李邕、韓朝宗、韋堅兄弟、皇甫惟明、王忠嗣等或殺或放，且連興大獄，舉國上下被政治恐怖所彌漫。李林甫的倒行逆施促成了儒士集團與文士集團的聯合。由於文士從骨子裏是推重儒學的，所以這種聯合主要是文士向儒士的靠攏，即文士或曰進士的儒學化。李林甫死，楊國忠當政也是以吏治天下，所以文士的儒學化也一直沒有間斷。安史之亂的爆發，一下使唐王朝陷入長期的戰火之中，國家幾近覆亡，雖平叛勝利，但藩鎮割據使中央王權受到嚴重削弱。要恢複“君君”、“臣臣”的倫理綱常觀念，舍儒學不能辦此，因此宣傳、重振儒學成為迫在眉睫的救亡圖存的當務之急，文士的儒學化更加廣泛而深刻地向前推進。文化的號召力、精神階層的凝聚力常常在國難到來時迸顯異彩。文士儒學化的最重要表現就是進士階層放棄浮豔的駢文寫作，轉移到文以明道的古文寫作中來。儒士是以注經的辦法振興儒學，文士則是以寫作古文的方法宣傳、闡釋儒學，所謂殊途同歸，但後者對社會發生影響的範圍、力度及便捷程度則都是前者所不及的。可以說李林甫掌權和安史之亂是文士儒學化、也是古文複興的時代因素。事實上古文的複興也的確是從開元末年開始的。第四，韓、柳領袖人物的巨大影響。程千帆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中專門探討了“行卷對推動唐代古文運動所起的作用”，他說：“古文運動與進士科舉及行卷風尚關係的密切，主要還不是表現在韓愈等人在文壇上初露頭角、以古文行卷從而獲得進士登第的時候，而是表現在後來他們在社會上文壇上已經成為當世顯人，其力量已經足以左右文風，並能夠接受後進行卷、將其向主司或其通榜者加以揄揚和推薦的時候。……這就形成了一種更有利於促進這一當時新興的文學運動的連鎖反應。”唐代古文運動主要經過了盛唐後期至中唐前期的發展期、中唐後期以韓、柳為代表的高潮期和晚唐的衰落期。
發展期。主要生活於初唐而延及盛唐的史學家劉知幾在其史學名著《史通》中的《言語》、《浮詞》、《敘事》、《模擬》等篇中對寫史務求典雅、形式、重複的弊病提出批評，要求寫史要實事求是，簡潔明快。劉知幾的文章雖多用駢體，他的論點也不是針對駢文而發，但對古文理論的建立卻有啟發意義。元結是第一個大力寫作古文的作家。他的文章一反盛唐的駢儷之習，自出機杼。多有為而發：“所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閔傷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文編序》）他的雜文小品如《時化》、“五規”（即《出規》、《處規》、《戲規》、《心規》、《時規》）、《丐論》辛辣地揭露了當時社會的種種醜行、罪惡，他的山水遊記如《右溪記》、《浯溪銘》、《菊圃記》等文寫景如畫且融情入景，對韓、柳有著直接的影響。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卷七》中評曰：“次山於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可謂特立之士”。當然元結的詩文都因為過於強調思想教化，對藝術技巧有所忽視，使一些文章質木無文，但他對古文運動的開拓還是功不可沒的。正如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所言：“人謂六朝綺靡，昌黎始回八代之衰，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氏為古學於舉世不為之日也。嗚呼，元亦豪傑也哉！”蕭穎士推尊經術。其《贈韋司業書》雲：“仆有識以來，寡於嗜好，經術之外，略不嬰心。”並以此指導創作古文：“仆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嚐留意。”但是他對《史記》、《漢書》卻極力批評：“其文複而雜，其體漫而疏，事同舉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不足以助繁亂。”李華、蕭穎士推尊五經。其《質文論》曰：“天地之道易簡，易簡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複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旬》、《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顯然他的複古意識也是非常強烈的。他在《贈禮部尚書清和孝公崔沔集序》中雲：“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遁矣。”和蕭李二人都崇經抑文，但是他們把屈宋、班馬之文都一概否定了，把古文僅僅看作是六經的注疏，無論是簡易為文還是《春秋》筆法的機械、狹隘的模擬決定了他們的古文創作成就是有限的。獨孤及對駢文的斥責極其嚴厲。其《李公（華）中集序》曰：“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拲，拳拳守之如法令。……天下雷同，風驅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誌，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非常明確地反對注重辭藻、對偶、音律而忽視內容的駢文。梁肅為獨孤及《毘陵集》作序雲：“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天下凜然複睹兩漢之遺風。”獨孤及的散文承接兩漢之文而來，與蕭穎士、李華一概反對屈宋、兩漢文不同。梁肅繼承並發揚了其師獨孤及的文學觀。其《補闕李君前集序》曰：“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強調為文應關乎道德倫理教化，又在此基礎上提出文、氣、道三者關係的命題：“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那麼道雖是文之根本，但道、氣、辭三者應當兼容，並且氣與辭還是文優劣的關鍵因素。這種重道兼及重辭的古文觀比他的隻重道而不及辭的前輩們進了一大步。但是崔恭為梁肅的《梁補闕集》作序雲：“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昢昢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為其常。米鹽細碎未嚐掛口，故鮮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這是說梁肅文中所言之道，尚停留在儒學空言明道的理論層麵，與現實問題還有一段距離。劉冕是韓愈之前複古呼聲最高的一位古文家。他在《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中雲：“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為文人。”他把文以明道的道直白地說成是教化，表麵上與他的前輩倡導的文以明道沒有差別，實際上道的空泛和籠統往往使古文家所言的道大而無當、不切實用，而教化的內涵則具體、世俗，易於把握。這樣文以明教化就把儒家的道融入到具體的現實生活中來了。而且劉冕非常注重作家的個人修養。他在《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中曰：“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但是劉冕與其前輩一樣重道輕文，甚至認為文學自屈宋後一代不如一代。韓、柳之前的古文家對文道的關係、道的內涵、作家的修養等問題都有了初步的認識，並且他們的認識有一個逐漸發展、深入的過程，但是沒有一個古文家能在文、道等關鍵問題上形成通脫而全麵的意見，要麼是重道輕文，作品缺乏文采，影響力有限；要麼是空言明道，與現實隔膜，不能引起世人的響應。古文運動的高潮要等韓、柳對古文理論的進一步完善、創作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後才能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