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運動雖自晚唐開始衰退，幾欲滅息，但曆經五代一直不絕如縷，傳至北宋終於又迎來了再次繁榮昌盛的時代機遇。宋開國之初的50年享樂之風盛行，形式主義文風甚囂塵上，詩壇中聲勢最為顯赫的是西昆體，文壇上“四六”駢文獨步於時。隻有少數作家能夠拔出流俗，提倡複古。柳開首先提出複古理論，主張文道合一。他在《補亡先生傳》中認為文章應“能備六經之缺，辭訓典正”。並在《應責》中雲：“古文者，非在詞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製，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但柳開的作品卻有艱澀之病。穆修創作古文，並大力刊刻韓柳文集在京城出售。姚鉉編《唐文粹》，特立古文一體。王禹偁的文論和創作成就在宋初都是很高的。其《答張扶書》曰：“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於時也。”這點與柳開一樣繼承了韓愈文從字順的一麵。並且還認為：“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實質也是不平則鳴的意思。王禹偁對古文藝術技巧、規律的認識顯然比其同輩更為深刻。他的古文平易暢達，實現了他的理論，如《待漏院記》、《黃州新建小竹樓記》等。宋初經曆了50年的太平盛世後許多矛盾開始激化，冗官、冗費、冗兵以及宋遼戰爭的連連失敗、農民起義此起彼伏，使皇帝和許多有識之士從沉醉中警醒，改革勢在必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於是以範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發生了。圍繞著慶曆新政，產生了一批古文家，他們以古文論政、論兵，積極幹預現實，為歐陽修領導古文運動取得成功開辟了道路。石介、範仲淹、蘇舜欽兄弟、尹洙兄弟、孫複、李覯等是主要成員。石介猛烈地攻擊楊億等人的四六時文，大力提倡道統及韓柳古文。他在《怪說中》雲：“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怪大矣！”石介的貢獻主要在理論上對時文的摧陷廓清，而其創作則艱險晦澀，並形成了風靡一時的險怪艱澀的“太學體”。範仲淹作為一代名臣，非常注意獎掖、提拔後進和團結同誌，支持王禹偁、柳開、穆修、尹洙、李覯、歐陽修等人的古文創作。並在《奏上時務書》中請求皇帝下詔割除“六代之細”、“追三代之高”。《嶽陽樓記》是其代表作。蘇舜欽的古文創作對歐陽修產生過重大影響，其創作實績也較其他古文家為高。其政論文多能輔時及物，一如柳宗元文，其記敘文多辭情並茂，極富藝術感染力。如《乞納諫書》、《滄浪亭記》。
歐陽修（1007-1072）是北宋詩文革新的領導者，也是北宋前期的文壇盟主，宋代的古文運動在他的努力下走向高潮。歐陽修出身於中小官僚家庭，幼孤，隨母親鄭氏寄居在叔父家。母親以荻畫地教歐陽修識字讀書。一次偶然自鄰居借得《昌黎先生文集》六卷，深愛之。24歲成進士，調西京留守推官，與尹洙、梅堯臣、蘇舜欽交遊。景岉元年（1034），歐陽修在京任館閣校勘。因替範仲淹打抱不平，作《與高司諫書》，貶夷陵令。慶曆三年（1043），任太常承、知諫院。這一時期的奏疏多直論朝政得失，無所忌諱。慶曆五年，新政失敗，歐陽修上書為杜衍、範仲淹鳴不平，遂遭構陷貶知滁州。至和元年（1054），權判吏部流內銓，為宦官中傷，詔修《新唐書》。嘉岉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對太學體痛加打擊，並選拔了蘇軾、蘇轍、曾布、曾鞏、程顥、王回、張載等一大批人才。嘉岉年間，歐陽修仕途比較通達，但直道而行，人多謗怨。“濮議”之後，又遭誣陷，歐陽修從政熱情冷卻，決意隱退。晚年在外任的歐陽修支持王安石變法，但也指出變法的弊端。熙寧四年致仕，次年（1072）病逝於穎州。歐陽修一生充滿了坎坷曲折，他剛直的個性、豐富的從政經驗、深邃的思想使他對古文運動有著更通達的認識和持之以恒的貫徹執行的決心。他的古文理論在韓柳的基礎之上有所創新。首先，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中的“道”是與“百事”緊密相關的。他在《答吳充秀才書》中曰：“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至也。”此文雖是強調作家的道德修養是為文的根本，但也可以看出歐陽修的“道”是存在於百事之中的，體道、學道、行道是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的，道不是高不可攀的聖人的專利。在《與張秀才第二書》中又雲：“……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也？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幾至矣。”進一步強調道是日常生活之道，鮮活而平易。這種認識一方麵使人人可以學道，另一方麵引導文風向易曉的平易暢達的方向發展，使宋代散文不但遠離文飾質淺的駢體文，而且糾正了艱澀怪奇的太學體，使宋代古文向健康的方向發展。第二，文道並重。《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雲：“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與樂秀才第一書》又雲：“古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嚐相似。”歐陽修對傳道之文的重要性和獨立性的認識無疑是深刻而正確的。第三，兼收並蓄的通達態度。歐陽修並不籠統地反對駢文，在行文中，合駢散兩長。他在《論尹師魯墓誌》曰：“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對西昆體也能客觀地承認他們的成績。歐陽修的文論雖承韓柳而來，但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唐宋八大家中歐陽修的文學地位應該得到重新估量。歐陽修的散文今存500餘篇，包括議論文、序記文、碑誌文、小品文等。他的議論文往往切中實質、析理透徹、容與暢達。如《朋黨論》、《五代史伶官傳序》、《原弊》、《正統論》等。《朋黨論》開篇即表明觀點“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接著分析小人之朋以“利”合、君子之朋以“道”合，有用曆史事實證明君子之朋興國，小人之朋禍國，全在人君的鑒別任用。論證、剖析自然合度。序記文在寫景狀物、敘事中常常發議論、表心誌，紆徐委婉。如《醉翁亭記》、《畫舫齋記》、《送徐無黨南歸序》。《醉翁亭記》先寫醉翁亭周圍之環境、次四時之美景、再寫遊人之樂、最後才點出太守之樂，層層抒情、層層深入，結尾則水到渠成。語言精練優美、流暢自然、圓融輕快，錯落有致。碑誌文以《祭石曼卿文》、《瀧岡阡表》為代表。後者是歐陽修為其父母所作，情真意切，催人淚下。其父在其四歲時已故去，故作者從側麵著筆，借母親陳述父親生前的生活瑣事來塑造父親的廉吏、勤吏的形象。語言樸實、情節細膩、情感哀切。《秋聲賦》是作者文體創新的突出表現，是歐陽修賦中的代表作，也是宋代文賦的典範，標誌著文賦體製的確立。無充在《行狀》中稱讚歐陽修：“文備眾體，變化開合，因物命意，各極其工。”蘇洵在《上歐陽內翰書》中評曰：“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複曲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急，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形象地詮釋了“六一風神”具有柔婉平易、一唱三歎之情韻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