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的門生範開曰：“器大者聲必宏，誌高者意必遠……（稼軒）揮毫未竟，而客爭藏去。或閑中書石，興來寫地，亦或微吟而不錄，漫錄而焚稿，以故多散佚。是以未嚐有作之之意，其於坡也，是以似之。雖然，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於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此篇序旨在頌揚辛棄疾才氣大，範開又是棄疾的親淑弟子，因此關注辛詞的學者對此序盛加稱引。有的學者由此引申出辛棄疾無意為文，他是一個天才作家。也有的學者過於強調棄疾的人生經曆和辛詞藝術成就之間的關係，似乎說有了這樣的才氣、經曆必能成為大作家。《稼軒詞序》的誤導是難辭其咎的，他有意突出棄疾內蘊的“情”而淡化作者“造文”的艱辛；也受中國“有其人必有其文”過於強調作家個人修養的古代文論的負麵影響。這是重道而輕技的傳統思想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實際上，辛棄疾不僅把收複中原作為畢生的功業理想來追求，而且也把文學創作視為不朽的事業而傾注大量的心血。而我們被他非凡的經曆、英雄的膽略和豪氣衝天的才情所折服，又受一些研究者的影響，往往忽略他傑出的詞篇背後所隱藏的苦心孤詣的藝術追求。
辛棄疾是一個強烈的現實主義者，其詞作也明顯地分為三種現實功用。首先，他借詞發泄不滿，抒發哀傷。辛棄疾的氣度和胸襟使他感到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的格局太小，而且這個小格局又給自己設置了重重障礙，因此他無奈而憤慨的喊道：“人間路窄酒杯寬”（《鷓鴣天》）；“半夜一聲長嘯，悲天地、為予窄”（《霜天曉角·赤壁》）。然而現實世界並不因他的痛心疾首會有所改變，那一腔幽怨、無限悲憤又該如何處置：“怎消除？須殢酒，更吟詩”（《最高樓》）、“酒兵昨夜壓愁城，太狂生，轉關情。寫盡胸中，塊磊未全平。卻與平章珠玉價，看醉裏，錦囊傾”（《江神子》）；“百世孤芳肯自媒？直須詩句與推排，不然喚近酒邊來”（《浣溪沙》），飲酒、寫詞是他瀉憂的方式。因為在“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現實中，他是孤獨、寂寞的。“層樓望，春山疊。家何在？煙波隔。把古今遺恨，向他誰說”（《滿江紅》）；“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杆排遍，無人會、登臨意”（《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他是一個飄泊於異鄉的孤零零的遊子。他渴望收複失地，回到魂牽夢繞的家鄉，終止羈旅的生涯。投奔南宋並非目的，打回北方、統一全國，才是最終理想。但他至死不渝的理想、火熱的報國熱忱在那個令人氣泄心冷的時代注定要成空、不被理解，甚至怨恨他可能破壞太平的享樂日子。於是他被孤立、詆毀、放逐，他隻能在詩詞中抒寫憤慨、寄托哀思。第二，他非常重視交際，創作、贈送詩詞是其交際的重要手段。“一吟動連宵，一醉長三日。廢盡寒暄不寫書，富貴何由得”（《卜算子》），顯然稼軒認為交際、創作是實現功名富貴的途徑，自責喝酒大醉耽誤了正事。據統計，稼軒交遊詞多達136首，在各種不同題材的詞中所占比重遙遙領先，即使隱退期，交遊詞的數量也是最多的。其交遊詞的種類幾乎涉及了文人交際的各種場合。第三，文人雅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宋代文人普遍追求高雅的生活，詩詞創作、唱和是其中的核心。稼軒文武全才，自是以儒雅自居了，“五車書，千石飲，百篇才”（《水調歌頭》）是他追求的高品位生活的寫照。“政平訟簡無事，酒社與詩壇”（《水調歌頭》）；“記得瓢泉快活時，常年耽酒更吟詩”（《添字浣溪沙·三山戲作》），無論是做官還是閑退，填詞作詩都是不可或缺的風流雅事。辛詞中用王羲之典故有10多次，而集中在對“蘭亭集會”的羨豔和神往。“詩酒社，水雲鄉，可堪醉墨幾淋浪”（《鷓鴣天·送元濟之歸豫章》），稼軒的灑脫風流往往借酒力，盡顯於龍蛇奔競的揮毫之中。
辛棄疾在創作中實踐了詞體的三種功用，第一種“泄憤”符合文學是抒寫人的情性的本質，其他兩種功用乃是文學創作的大忌，文學史上有無謂的應社、交際之詞以及附庸風雅的無病呻吟之詞即是明證。但辛詞卻能跳出這個藝術怪圈，這與他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有密切的關係。其實稼軒的創作態度他自己已經說得很明白。當然他確實說過詩詞是小事情，“少年橫槊，氣憑陵、酒聖詩豪餘事”（《念奴嬌》），但他還說過“莫說弓刀事業，依然詩酒功名”（《破陣子·宿麥畦中》）；“綠野先生閑袖手，卻尋詩酒功名”（《臨江仙》）；“商量詩價重連城。相如老，漢殿舊知名”（《小重山》）。當作者在建功立業與吟詩作詞相對比的特殊語境下，把創作放到了末位；雖然他清醒的意識到“酒聖詩豪，可能無勢”（《沁園春》），但當功業期望成空時，詩酒則成了他新的事業追求。並且他的追求是極其認真的。“江天日暮，何時重與細論文”（《上西平·送杜叔高》）；“握手論文情極處，冰玉一時清潔”（《念奴嬌·贈夏成玉》），棄疾如杜甫一樣以文會友。故他在送別範開的《醉翁操·長鬆之風》的小序中追憶到：“又念廓之（範開字）與予遊八年，日從事詩酒間，意相得甚歡。”“詩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水調歌頭》），稼軒對風行當時的“活法”詩歌理論也是深有體會的，這與其大量用典或是襲用、化用前人的成句的詞風特點顯然是有關係的。文學理論與創作技巧的探討、深思使他對創作有著更深刻的認識。“自在尋詩去”（《生查子·獨遊西岩》）；“詩眼巧安排”（《水調歌頭》）；“揩拭老來詩句眼”（《念奴嬌》），他詩人的眼神正如一個篩子把詩料從紛繁複雜的現實生活中過濾下來，這是創作中發現、取舍材料的大問題。“點盡蒼苔色欲空，竹籬茅舍要詩翁。花餘歌舞歡娛外，詩在經營慘淡中”（《鷓鴣天》），無論是居身竹籬茅舍的閑逸，還是賞玩花木歌舞的歡娛，要用詩詞把它們表達出來，必須用心良苦、慘淡經營始能辦此。這裏包含著創作的兩個過程：體悟生活的過程和完成作品的過程，作者的體會無疑是深刻而細致的：生活中的心緒可能是風流灑脫、自由自在的，但創作絕不是作家信筆塗鴉的輕鬆、瀟灑，而是冥思苦想的結晶。“馬上三年，醉帽吟鞭，錦囊詩卷長留”（《雨中花慢》）；“覓句如東野”（《賀新郎》），他如李賀、孟郊這些“苦吟派”詩人一樣重視詩料的找尋和字斟句酌的鍛煉的苦功，肆口而發隻關注內容而忽視藝術形式的評價是不適合辛棄疾的。稼軒除了對文學創作有深透的理解外，他還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作家：“禿盡兔毫筆，磨透銅台瓦”（《卜算子·夜雨醉瓜廬》）。嶽珂在其《桯史》卷三中記載：“稼軒以詞名，每宴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座客何如……既而又作一《永遇樂》……特置酒召數客，使妓疊歌，益自擊節，遍問客，必使摘其疵，遜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餘時年少，勇於言……餘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座中曰：‘夫君是中予痼。’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這是對稼軒詩酒風流生活如實的典型記錄，他對自作詞的珍視、得意，對接受者感受的重視，對他人意見的鑒別吸收，對作品的斟酌修改，使在座的嶽珂同樣也使千年後的我們感到他是非常“刻意為詞”的。並且此時的棄疾正在徐州任上，那麼他小視詩詞創作的話就像多數文人一樣是心口不一的說說罷了。在現存的辛詞中還保存有兩首《新荷葉·曲水流觴》，一是原作，另一首是改定之作，那麼嶽珂的記載當是可靠的。辛棄疾作詞態度的嚴肅認真是不可否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