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詞》裏寫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鬧殤》一折也借侍女春香的口說：“世間何物似情濃？”情殤，本不是文學作品中的一個新命題，但《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卻把這個古老的命題賦予了新的意義，那就是，杜麗娘為之而殤的情的虛幻和杜麗娘意念中這段情的最真實、最美好。尤其是，《牡丹亭》中的情殤是與愛的寂滅成因果關係的，即：沒有了愛，生命也就隨之了無意義。
湯顯祖的時代，是一個個性解放思潮泛濫的時代，受“泰州學派”思想影響，湯顯祖在其文學創作中倡導個性、張揚人情，注重人作為個體存在的價值。杜麗娘的“生生死死為情多”（第二十七出《魂遊》），“死裏淘生情似海”（第三十六出《婚走》），就是湯顯祖作為“泰州學派”後學其“至情論”的形象闡釋，也是其個性解放思潮下價值觀念中女性價值與意義的注腳。
中國曆史、思想史、文學史等都一律地注重人的價值。但說到人的價值，一般地是指男人們的價值，即“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意義體現。而女人作為個體，其價值是作為男人的附庸以傳宗接代、相夫教子、無才便是德、三從四德，是純粹的功利價值，實際上基本可以被視為無個體的價值和意義。但在《牡丹亭》中，湯顯祖有意識地在強調女人的價值與意義，即“被愛”。這顯然是對傳統的反對，是對女性自身價值與意義的新的觀照。但究其根本，湯顯祖依然是以男性視角來觀照女人的價值，是以男性的審美標準來審視女人作為存在的意義，所以，他筆下理想的女性形象便隻能是男性視角下的完美女性，他要闡釋的女性價值仍舊是男性視角下的價值。隻不過，湯顯祖思想觀念中的女性價值與意義，是超越了功利的、以女性為審美對象的、理想化了的女性價值與意義。
《牡丹亭》中的杜麗娘，國色天香，所謂“不提防沉魚落雁鳥驚喧，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顫”（第十出《驚夢》）；她不僅美，而且愛美：“一生兒愛好是天然”（第十出《驚夢》）；擔心美的易逝與被忽視：“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第十出《驚夢》），“則怕嗬，把俺年深色淺，當了個金屋藏嬌”（第十四出《寫真》）；希望早成佳配，享受情愛的歡娛：“吾生於宦族，長在名門，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誠為虛度青春。光陰如過隙耳，［淚介］可惜妾身顏色如花，豈料命如一葉乎！”（第十出《驚夢》）她愛夢中情人的“一品人才”、“年少多情”，渴望“但得個秀才郎情似意愜”（第三十二出《冥誓》）；她不顧一切地維護自己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違背了傳統和禮教的愛情婚姻，當父親說“離異了柳夢梅，回去認你”時，她毫不猶豫地回以“叫俺回杜家，訕了柳衙。便作你杜鵑花，也叫不轉子規紅淚灑”（第五十五出《圓駕》）。這些實際上都是湯顯祖作為一個現世中的男性對理想女性的完美的期望。
劇中的杜麗娘形象實現了男性視角下女性的美與愛的塑造，同時也就實現了男性審美愉悅的滿足與審美過程的完成。它一方麵成就了男人的風流，另一方麵完成了男人對女性美的鑒賞。男權製社會對女性角色的種種限定和要求，決定了女性的地位是在婚姻家庭中履行社會賦予她的義務和職責，那就是相夫教子、三從四德；女性的美德就是犧牲自我價值，在妻子和母親的角色中因奉獻而體現最完美的社會價值。湯顯祖的女性價值與意義，當然是不同於一般傳統男性的標準，因為他的審美傾向是超越了功利的、理想化了的女性價值與意義。
湯顯祖不排斥功名利祿，在科舉的道路上，他曾屢敗屢戰，所以他筆下的人物也並不會棄絕功名。因此他筆下“生生死死為情多”（第二十七出《魂遊》）的杜麗娘，內心盼望的情愛的理想歸宿依然是“逢折桂之夫”、“得蟾宮之客”（第十出《驚夢》）。幾千年的文化，幾千年的積澱，中國傳統的男性們建構了自己的價值體係，並讓自己和女性們都服從於這一套體係。杜麗娘追求真愛，乃至“癡情慕色，一夢而亡”（第二十七出《魂遊》），追求到最後還是要臣服於這種價值體係之下。
在《牡丹亭》中，與杜麗娘形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她的父母杜寶、杜老夫人和老師陳最良。杜寶夫婦絕不是“壞人”，他們一個是國家棟梁，一個是典型的賢妻良母。但他們卻以自己對情的無知，用他們的“愛”的方式，給予女兒以最大的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