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出現於明代萬曆年間的一部寫實主義小說。與以往長篇小說關注曆史、政治的宏大敘事相比，其最突出的特點是擴大了敘事窗口，將筆觸下移到了市井生活和私人領域，與當時流行的擬話本小說一起，較為全麵地展現了晚明時代的社會變遷。這一敘事話語的轉變，不但是敘述內容的轉換，也是敘述形式和敘事詞語的改變，史傳式敘述轉變為生活化敘述，傳統話語轉變為市井俚言。
對私人領域與市井生活的關注，是經濟轉型、社會變遷之際所出現“小說”暢行而“大說”式微的文化現象在通俗文學中的體現。這種現象表現在眾多晚明小說中，思想意識紛雜，眾聲喧嘩。《金瓶梅》所反映的內容，有兩個層麵，即“世相”和“世情”。“世相”側重社會政治方麵，“世情”側重人情世風方麵。因為《金瓶梅》不能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被讀者廣泛接受（還有重要原因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扼製），所以，在此隻對《金瓶梅》作這兩個方麵的簡要介紹。
一、“世相”的暴露
小說中有這樣兩句話：“富貴必因奸汙得，功名全仗鄧通成”，最能代表政治腐敗、經濟轉型期的社會現象。西門慶的發跡史正是對這兩句話的驗證。西門慶身上既有傳統體製腐敗官僚集體性格特征，也有市民階層的特點。在中國小說史上史無前例。
西門慶出身商人世家，雖有資財，但“不甚讀書，賄賂得官後深知‘金錢’和‘權力’的關係，於是不惜重金為蔡京準備一份生辰禮，得到了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正所謂“功名全仗鄧通成”。正是這種“權錢交易”的政治現實，孳生出西門慶這樣一個亦官亦商、“官商合一”的新型人物。自得官後，西門慶更是用“錢”與“權”的關係讓自己發達。如第59回，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通共十大車貨，隻納了三十五錢銀子……”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份禮謝他。”偷逃漏稅，由此可見一般。
蔡蘊中了狀元後，做了蔡京的“假子”，途經山東，西門慶一番款待又送重金，並用美女。蔡蘊做了兩淮巡鹽史後，回收的機會就來了，西門慶販放私鹽，蔡為其大開方便之門，這期間西門慶獲取多少暴利。
西門慶亦知“權力”本身就可以換取錢財。他包攬詞訟，收取巨金。第47回，收了一千兩銀子放了殺人的苗青，此事雖被巡按禦使曾孝序發現後上本參劾，無奈有蔡京這一巨奸為西門慶遮掩，最後卻是曾孝序被交吏部考察，黜為陝西慶州知州。因此，西門慶二番親自上京為蔡京祝壽，禮物之巨，連蔡京也感到吃驚，二十扛禮物擺列階下，禮單上標著：“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匹、蜀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匹，獅蠻玉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珠十顆。又另外黃金二百兩，送上蔡太師做贄禮”（第55回）。蔡京自是歡喜，應了西門慶的請求，收為“幹兒子”。隨著“身份”的轉變，西門慶成了地方上說一不二的風雲人物，往來官員，都由西門慶接待，生意也越做越大，不久也輕易做到正千戶之職。此後，更是無惡不作，私放高利貸，謀財娶婦。本係市井棍徒，“一丁不識”，“行檢不修”，但在腐朽的政治體製中，就因為他是一個“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而官星高照，財運亨通。作家更以反諷筆法寫了上級部門對西門慶的考察報告：“貼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為，精察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台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爽，司法令而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者也”（第70回）。一反一正，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揭露，可謂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