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將戲和史糅在一起來看，銚期為劉秀出生入死，立下過汗馬功勞，而且在劉秀打來打去不得要領的時候，他給了劉秀“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的打正統大旗的創意，最後終於江山坐定，寶座坐穩。劉秀論功行賞，自然不會虧待銚期。所以，銚期的兒子打死國丈，其實是特權階層中狗咬狗一嘴毛的窩裏鬥。那個國丈，隨裙帶之風而人五人六，甚至比銚期還牛皮些，路過其門，不但不下馬，還吐口唾沫表示不尿，銚剛這位高幹子弟哪能咽下這口鳥氣，一怒之下，將其打得腦袋開瓢，魂歸地府，遂有了好戲可看。
我不懂京劇，銚剛的故事，不知是哪朝哪代哪位戲劇家，依據哪部野史的素材撰寫而成。但從《後漢書》中讀到那位強項令董宣，與劉秀的姐姐湖陽長公主，所進行的一場激烈較量的故事，倒可能是這位劇作家在寫作《銚期》時依據的藍本。
強項令董宣，以不怕摸老虎屁股而知名於當時，其傳見《後漢書·酷吏列傳》。劉秀挑他來擔任首善之區的行政長官，是看中了他剛直不阿，堅持原則，敢於碰硬的原則性。他需要這樣一位“酷吏”，至少能在首都地區，貫徹他的削弱豪強的政策。
《後漢書》說：“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並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裏。”所以，劉秀坐定江山，麵對這樣一個無法無天，強者為王，威脅到他統治的格局，是沒法安心睡覺的。劉秀本人就是豪強出身，否則，他也不可能起事。拉杆子打天下，是要有點本錢的。這本錢，一是武裝力量，二是經濟實力，三是具有號召力的聲望。
所以說“文人造反，十有九敗”，就在於文人除了那支筆和那張嘴外，沒有任何資本，人家把駁殼槍一朝著他，他就隻有打哆嗦的份了。豪強不同，他有田地，他有城堡，他有自給自足的經濟，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這種“土圍子”式的地主莊園，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其根深蒂固的久遠曆史。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說：“一九三六年，我們住在保安，離保安四五十裏的地方有個地主豪紳的土圍子。那時黨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響可謂大矣，可是那個土圍子裏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
土圍子，是劉秀的心腹之患。
特權階層，這種準土圍子現象，也沒少給劉秀添麻煩。
劉秀的姐姐劉黃，就是這樣一個麻煩製造者。不知是他未給老姐找個老公的原因，還是他打江山時顧不上贍養二老使她頗受點子苦，劉秀稱帝後便處處讓著她，寵著她。這位公主在洛陽城裏大造宮苑，大蓋府邸，驕奢富侈，不可一世，像所有的特權階層一樣，忘乎所以，胡作非為。湖陽長公主府，竟成了一個敢於圈土奪地，養奴蓄婢，私藏亡命，對抗官府的據點。
毛澤東所說的土圍子，至少離當時的黨中央四五十裏地，可劉黃的土圍子就在洛陽城裏劉秀的眼皮子底下。漢光武帝作為開國之君，在曆代王朝中，算不上第一流的。範曄在《後漢書》裏，對劉秀所作的評價，極其一般：“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概而言之，無大功績，無大過錯。不過，我認為，一國之君，能夠“量時度力”，使老百姓平安度日，能夠“舉無過事”，使老百姓休養生息，也就很過得去了。曆史上有些英主，那些偉大光榮，常常給民族帶來痛苦，那些英明正確，往往是犧牲民眾福祉為代價的，“明慎”的劉秀，說不定倒是老百姓的幸運。
他在打江山時，顯得比較聰明，因而比較走運，主要是他的敵人，對手，競爭者，幾乎都是智商不高之輩，所以，他取得最後的成功。但是，他的智慧，他的能量，到了坐江山時，就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主要是他終其一生，也未能改變豪強和特權階層大量擁有田畝、奴婢和私家兵卒，實行奴役製度的政經耕武四合一式的莊園塢壁局麵。劉秀曾先後九次發布釋放奴婢的命令，要削弱這種土圍子式的豪強勢力，結果也是被廣泛抵製而失敗了。
豪強出身的劉秀，依靠豪強坐了江山，不得不對舊有的和新興的豪強讓步，便成了他一生的心頭隱痛。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一書中，對他這塊心病有過一段剖析：“主藉奴婢以供使令，奴婢亦藉主以資生計，固王法之不禁，而光武獨為之偏護，豈以當時富家巨室，虐使臧獲之風過甚，故屢降詔以懲其弊耶？案班書王莽傳謂貧富不均，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光武初在民間親見之，故曲為矜護也。”
他想解決，然而，卻無徹底解決的能力。
就在洛陽，他姐姐湖陽長公主的一名蒼頭，一名刁奴，竟敢大白天殺人，而且，官府派出的兵卒，持有洛陽府的逮捕證，竟然被攔在了公主府的這個土圍子的大門外，無法將凶犯捉拿。這個案件，劉秀日理萬機，也許沒人敢向他彙報，因而不知情；但作為洛陽令的董宣，首都市長，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不可能不處理。
所有大案要案的案犯，所以能有恃無恐地違法亂紀，都會在上麵找到保護人，關鍵就是這把大紅傘。董宣要辦這件案，頗難，別人肯定勸過他：第一，進不去，那是國中之國；第二，即或進去了，也不會準許抓人，洛陽的法令在公主府裏行不通；第三，要是不識相，公主一句話，不但紗帽要掉，腦袋也保不住。可董宣屬於那種不怎麼在乎權勢的硬漢，不是那種一見官大一品的上級立刻腿軟的膿包，更不是那種以一己之私昧著良心辦事的敗類，他發誓要將這名刁奴繩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