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為一家出版社撰寫莎士比亞的傳記時，在眾多資料中，我一直難以忘懷的，是劇作家和他的劇團同事，在詹姆士一世的駐蹕行宮裏，堂會演完以後，夜裏還得為之站崗的細節。那時已經有點名望的莎士比亞，而且為供奉劇團的股東之一，也得穿上製服值勤。我不知道他是否像現在倫敦皇宮戴著高頂熊皮帽的禦林軍那樣子？更不知道他在霧氣彌漫的英格蘭之夜有些什麼感想？
他快活呢，還是尷尬，或者竟是麻木？吾人已不得而知矣！
這位蘇格蘭的跛子國王，如今，即使在他的故鄉，也沒有什的文字之美，令我們這些學子，充分領會這位大師的藝術魅力。麼人會提到他了；而莎士比亞，卻成為這個地球上的所有語種，都能聞音而意會的詞彙。記得解放前在南京國立劇專讀書的時候，聽孫家琇先生講授莎士比亞課的情景，她朗讀莎劇中那應該算是古文的英語，那鏗鏘的語調之美，接著，口譯為中文，那華彩的文字之美，令我們這些學子，充分領會這位大師的藝術魅力。
但是，當我為他作傳的時候，想到一個巨人，竟被一個小醜式的君主，侏儒般的帝王，如此這般地役使著，不禁為這種斯文掃地的場景，生出一絲莫名的悲哀。
當然，辱沒大師，侮弄天才，也不僅僅是在威爾登宮裏站崗的莎士比亞的遭遇，在中國有記載的文人活動史中，很長一個時期，文人的際遇要比莎翁還糟糕些。好一點的，為侍奉，為弄臣；次一點的，為家奴，為仆從，幾乎不具有獨立人格，是一輩子附屬於人的人。因此，為主子站崗放哨，給老爺擦背搓澡，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司馬遷在他受到最屈辱的宮刑以後，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不無苦澀地道出這種說是文人，實為賤民，名為近侍，地位很低的現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這境遇，聽起來蠻心酸的。
文人作為一個自覺的，在精神上獲得解放，在心境上有所飛躍，不再臣服於誰，不再附屬於誰，不再視自己為奴仆的人，這一步，這一天，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曹操給改變了的。這當中也包括曹丕、曹植，也就是文學史慣稱的“三曹”的共同努力，從此，中國就有了兩種文人，一種是禦用的，一種是非禦用的。當然，非禦用的不見得不可以禦用，同樣，禦用的也會丟掉皇家的飯碗而非禦用；反過來，非禦用的不見得不想成為禦用的，吃香喝辣，同樣，禦用的說不定腦滿腸肥之後，想要一份非禦用的清名令譽，也說不定的。所以，有這兩種文人出現，是好事情，但他們之間，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非涇渭分明的格局。
由於三曹，中國有文學以來，開始出現異類文人，有別於官方的、主流的、正統的、在朝言朝的禦用文人，實在是文學的大進步。有了這種不一定聽命君主，不一定遵旨創作，與統治集團意識形態大相徑庭的，具有相對程度上能夠自由創作的文人，對於文學的繁榮和發展，肯定會起到促進和推動的作用。這是公元196年，東漢桓帝建安年間出現的文學盛況，故名之曰“建安文學”，或以其代表人物，名之曰“建安七子”。
隻有一朵花支撐著的春天，終究要顯得冷清，所以，曹操，雖然他殺害文人，名聲不佳，但他能夠容忍文人，在不危及到他的統治威權下，給文人較多的選擇餘地，較大的活動空間，造成建安文學的輝煌。而且，曹孟德不像漢武帝那樣，把司馬相如、司馬遷，當作可以呼來叱去的狗那樣對待，而是在矛盾沒有激化到必須殺人才能解決問題時，還是能夠平心靜氣與孔融、楊修之流探討文學，甚至開個玩笑什麼的。將他們當作人，當作文人，而不是部屬、下級、聽差、茶房，在封建王朝中，這樣的統治者，敢於突破流俗之所輕，敢於改變周秦以來視文人為末流的觀點，真是了不起。
魯迅先生的話，是有大見識的，他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盡管，建安七子中的絕大多數成員，是他們父子的部屬，在相府那兒拿工資，領補貼，享受局級或者處級待遇。孔融甚至當到政府的建設部長，這項任命，要沒有為丞相的曹操畫圈，漢獻帝也不敢任命他。雖然後來到底砍掉了腦袋，但是，在他沒有出事以前，曹氏父子對他，對七子的其他文人，是一種文人與文人的同行關係，而不是主子與奴仆、帝王與臣僚的關係。
漢代的兩位司馬，以及枚乘、嚴忌、桓寬、王褒之輩，好像沒有得到過這份平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