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或主要以文學來謀生的文人，也是較早不以服務帝王為己任，不以官方意誌為準繩，按自己意願寫作的文人。他們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讚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並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成為中國非正統、非體製文人的一種樣本。魯迅先生在一篇題目很長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作品中，認為他們的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陸機、潘嶽、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下來，“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潮流。
所謂“通脫”，說到根子上，是文人對於創作自由和個性自由的追求。
然而，文學邁出的每一步，總是要付出或大或小的代價。任何新的嚐試，總要打破舊的格局，而一旦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抵抗、反撲。倘若探索實驗，還在文學的範圍以內，至多視作離經叛道，猶可容忍。倘逾軌出格，使得利益格局發生變化，這時，若不煞車，若不就範，某個文人的腦袋，就有可能撞到刀口上去。
同是殺身之禍，曹操以前和以後的文人，便有了本質上的不同。
屈原被楚靈王趕出了朝廷，他隻會在汨羅江邊，眼淚鼻涕一大堆地傷心哭泣，絕不敢革命；司馬遷犯了“錯誤”，他寧肯忍受漢武帝的宮刑，在蠶室中將淚水往肚裏吞，也不敢跑出去造反。而在曹操以後，那個阮籍，對不起，大醉三十天，硬是不理會你司馬昭。那個嵇康，你可以殺我的頭，但在下刀子以前，你得讓我撫完一曲《廣陵散》。這等風骨的文人，你能讓他在威爾特郡潘布羅克伯爵的莊園裏，為詹姆士一世站崗嗎？
所以，曹操了不起，他給文學史帶來紛繁複雜的變化，先是文人品類的非單一化，然後才有文學世界的多樣化。一個文人去為帝王站崗，也許能使這位統治者添些許風雅，但所有文人都去站崗的話，這太清一色的文學史，怕就不那麼好看了。因此，曹操的這一手，自覺的行動也好，不自覺的行動也好，“善莫大焉”。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文人的，曹操得算一個。他的詩寫得有氣概，他的文寫得有聲勢。而且，在他作為一個藝術家，而非政治家的那一刻，其實是個很浪漫、很多情、很講朋友和義氣的詩人。譬如，他花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於手裏贖回來，不完全是她的《胡笳十八拍》寫得讓他感動，更重要的，她父親蔡邕是他的朋友。而且那是一位大學問家，他要求回漢的蔡琰，將她父親已被戰亂毀滅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致湮沒。這種對文化、對文學的開放的精神、包容的姿態，也不是所有的領袖人物，都能具有的胸懷。
應該看到，他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黃河流域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麵，加之他手中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文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主流和非主流文人競相為之的目標。因此，在中國，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飽，生活不安定的時期，領導人便隻會革命文化，而顧不上建設文化的。尤其出身於草根階層，文化低，素質更低的皇帝，便以掃蕩文化為能。
由於大局已定，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評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是相當準確，並具有權威性的。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吾王（曹操）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遺餘力的倡導者。所以，在三國魏晉文學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開創了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