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是個命運不濟的才女。她的這句詩，幾乎像讖語一樣，昭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試想，一朵飄零的落花，跌進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際遇，難以自主的命運，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寫照麼？
紅藕香殘玉簟秋，
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雲中誰寄錦書來，
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
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這是她的早期作品，當作於1103年（北宋崇寧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歲，也是與趙明誠婚後的第三年。花樣年華，新婚燕爾，應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花自飄零水自流”，實在是句極不吉祥的讖詩，像埃及金字塔裏那條法老的咒語，“誰要觸動了我，誰就不得好死”那樣，其應驗之靈之準，使得她的一生，簡直脫不開“花自飄零”四字。而且，正是從這首詞開始，被流水不知帶往何方的飄零命運，也就開始了。
這既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也是一個文人的悲劇，更準確地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絞肉機中，一個無辜女詩人的悲劇。
故事得從1100年（元符三年）說起。正月，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個在中國曆史上數得著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來。
1102年（崇寧元年）夏五月，將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籍為“元祐奸黨”。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宋史》），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順藤摸瓜，在劫難逃。七月乙酉，定案“元祐奸黨”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罷官。
九月，宋徽宗禦書奸黨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師端禮門，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軍廣西象郡。
1103年（崇寧二年）四月，毀司馬光、呂公著等繪像，及三蘇、秦、黃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黨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寧三年）詔禦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寧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晝見，詔求直言，方有毀碑之舉。
1108年（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黨禁至此稍弛。（據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箋注》）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後，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得殺諍臣，不得殺讀書種子。是否如此，未見正史。但趙姓皇帝對待知識分子，尚屬禮遇，不算那麼刻薄。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長級、國務委員級、副總理級的高層職務，也就隻有宋朝的範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達到如此官位。他們出入宮禁，位列中樞，掌握機要，籌謀決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當官，絕不是當擺設，充玩藝，起花瓶作用的閑差虛位。有職有權，有威有勢，足夠讓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詩人，豔羨不已。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也非等閑人物，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一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論，混賬如趙佶者，盡管修理文人，不遺餘力，通過黨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運動，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矩。不過，他先打“元祐奸黨”，後打“元符奸黨”，雷厲風行，嚴懲不貸，鬥爭從嚴，處理也從嚴，充軍發配，妻離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師內外，殺氣騰騰，鬼哭狼嗥，也是蠻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還有平反改正、落實政策一說。“元祐奸黨”案，從1102年，到1108年，也頗符合當代政治運動“七八年來一次”的大限，實在讓人不禁感歎係之。曆史原來是一條環行路，敢情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麵再烙那麵，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抬上來，後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雪，再後天，又將抬上來的那撥打下去。這過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趕上的，在哲宗朝元祐年間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抬頭，又被打下去的厄運。
可是，“元祐黨人”都是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是有才氣的文人，而“元祐黨人”的對立麵，幾乎無一不是小人。一般來講，古往今來，君子是搞不過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話，無不心毒手辣，極盡刁鑽刻薄之能事。這種銘刻在石板上的“元祐奸黨碑”，就是中國一大發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隨後，在中國曆次運動中出現過的大字報、戴高帽、批鬥會、噴氣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鑒宋徽宗的這一手。
士可殺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對付知識分子，無一不是極盡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個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處的鐵路新線接受勞動改造。他們喝令我，必須端著飯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國文吃飯處”的木牌那兒進食。頓頓如此，天天如此，這歹毒的主意真虧他們想得出來。現在來看，他們當然不是從宋朝學來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惡的本質，都是胎裏帶，都是無師自通自學成才的。
現在已經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後的情況資料，是不是也要捧著飯碗，到奸黨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開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麼好過的。第一，她不能不掛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株連一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曆朝曆代的統治者，無不奉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偉大領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給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沒有以蔡京為首的“雙打辦公室”，以高俅領銜的“清查奸黨工作組”。在中國，隻要一搞運動，整人者，層出不窮，告密者，紛紛出籠，檢舉者，望風撲影，打小報告者，如影隨形，立刻就是一個人才輩出的興旺景象。一個詩詞寫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眾的女詩人，能逃脫得掉這麼許多業餘警察的眼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