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楊和甫《行都記事》：“朱晦庵為倉使，某郡太守頗遭捃摭，幾為案治，憂愁萬端。未幾，晦庵為節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者，因招守飲，出寵姬，歌大聖樂，末句雲：‘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再來麼？’太守為之起舞。”他離任，大家開慶祝會，他調走，眾人如釋重負，一個人，混到大家恨不能送瘟神似的盼他滾蛋，這張“朱顏”，至少要在冰箱裏凍了一些時日，才有這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凜然之氣。
小詩小詞寫得很俏皮的嚴蕊，應該是個生性活潑的女子。盡管她操的職業，很近乎時下女作家小說中，招之即來，來之能戰的女主角，但她的詩詞，倒還追求風雅。她有一首《如夢令》，即席賦成，倒也不俗。
道是李花不是，
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與紅紅，
別有東風滋味。
曾記曾記，
人在武陵微醉。
（《賦紅白梅花》）
唐宋間，有專門侍候官老爺們宴遊娛樂，吹拉彈唱，席間陪酒，夜晚伴宿的官妓，直到明代，才由朱元璋禁絕。嚴蕊雖是營妓，但酷愛文學。她出賣身體，可作品離褲襠很遠。我們知道，在封建社會中，一個女性，隻有不專屬於某個男人，成為每個男人都可以占有的公眾人物，她才能擁有知名度，知名度愈高，其相對的自由度也愈大。因此，嚴蕊以其才女的身份，傾情於賞識她的知州唐仲友，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巴黎聖母院》裏的愛斯米拉達，寧可接近伽希莫多，也要離那個克洛德副主教遠些，是她的自由。
雖然，新任浙東提舉的朱熹，也是遐邇皆知的文人，但戴著理學家麵具，披著道學家衣冠的他，那張一本正經的“朱顏”，可能使她舉步趑趄。也許她像夜總會小姐，將不想服侍的客人放了鴿子，曾經惹得朱大人不悅過。加之，唐仲友譏彈朱熹，相當冒犯，朱的這一肚子的火，發不出去，於是，先將唐的相好嚴蕊，捉將官去。
“朱晦庵以節使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指其嚐與蕊為濫。係獄月餘，蕊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複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得受此辛苦邪？’蕊答雲：‘身為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致死罪。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係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萎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周密《齊東野語》）
後來，朱和唐的官司，一直打到宋孝宗那裏。“壽皇問宰執以二人曲直，對曰：‘秀才爭閑氣耳。’仲友眷官妓嚴蕊奴，晦庵係治之。後晦庵移官，提刑嶽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嶽問之曰：‘去將安歸？’蕊賦《卜算子》，嶽笑而釋之。”（邵玄同《雪舟脞語》）
這首《卜算子》，寫得也頗有風致。
不是愛風塵，
似被前緣誤。
花開花落自有時，
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滿頭，
莫問奴歸處。
朱熹報複不了唐仲友，那小女子嚴蕊被他無端地收拾以後，成了高風亮節的聖女貞德，著實讓他血壓升高，兩眼發黑。其實，朱熹生前，仕途上起起落落，文場上名大實虛，並不十分得意，尤其晚年扣上一個“偽學”帽子，名譽掃地，很灰頭土臉一陣。他是死了以後才逐漸風光的。這就是老百姓所說的高燈遠亮的道理了，距離越近，燈下越黑，距離越遠，不關痛癢的後代之人，通常都采取模糊哲學了。凡“以一眚而掩大德”者，都是太近，太了解，太知根知底而帶有感情色彩的看法。慶元六年，朱去世，又隔了七年以後，好運才來臨。嘉定元年，寧宗諡曰文，封信國公，紹定間，理宗改封徽國公，從祀夫子廟，這時已是宋末。
宋亡，他繼續走紅，由元而明，而清，逐步升值為聖人，被徹底神化起來。每朝的最高統治者，都要頒行詔書，確定他對《四書》解讀的壟斷地位。於是，他的《四書集注》一書，說是中國儒生的《新約全書》，是不過分的，而這位朱文正公，被追捧得比耶穌教徒所信奉的使者，或者先知，還要聖明些。四時八節，孔孟之徒要向他三牲上供的，哪怕窮鄉僻壤，也不成敬意地要端上一盤煮得半生不熟的冷豬頭，請他老人家享用。
在舊中國科舉取士時代，《四書》，是“學而優則仕”的敲門磚。《紅樓夢》一書中，那位也屬偽君子一族的賈政，對家塾的教育方針，發表意見時講過：“你去請學裏老爺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隻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這一番話，便可了解《四書》的重要性。而要“講明”這部儒家啟蒙典籍，朱熹的《四書集注》，便是首選的“教輔”。朱的書，有點類似解放後的《幹部必讀》，也有點類似“文革”期間的“紅寶書”，屬於ABC的入門讀物，是封建王朝認定的標準詮釋本，是中國的讀書人，從開蒙入塾，到進場應試，到上京趕考，到對策禦殿，幾乎一生都應手不釋卷的書。舊時的莘莘學子，啟蒙那天，磕過孔子、孟子、顏回、曾參的頭以後，就要磕這位“峨冠博帶”的朱熹的頭。
然而，中國人後來的全部不幸，與朱熹的理學，與二程兄弟的道學，有相當大的關聯。清初思想家顏元對宋儒的批判，有過一針見血的說法：“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朱子語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