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紹翁所著《四朝聞見錄》，是讓朱門弟子最感到頭疼的一本書。
因為其中提到朱熹生前諸多不端之事，如：虐待老母，不孝其親；與尼偕行，誘之為妾；兒女嫁娶，利在攬財；開門授徒，厚索束脩；“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乃至“塚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據範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等等……
無論哪一條，要細究起來，都夠嗆。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江西婺源人，元、明、清三朝，為官方冊定的聖人，尤為後世做八股文的生徒所宗奉。因此，怎麼能有那些狗皮搗灶的糗事呢！於是，到了明代，有一位姓朱的孝廉，當係朱熹後裔，遍覓江浙一帶書肆，將所有能搜羅到的這部宋人著作，統統購下，然後，付之一炬。這種為存祖宗體麵的焚毀行徑，倒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了。這位理學家，大概確有被人疵議之處，否則，何必如此心虛膽怯，忙不及地滅口遮羞呢？
清人紀曉嵐在《四庫提要》中，對此書評價不錯，認為“所論頗屬持平”。從葉紹翁對於朱熹的那個不成材的兒子朱在，歎其“盡根盡骨賣了武夷山”，辱沒先人名聲看，葉並不是在出朱的醜。隻是在記述有關朱的“慶元黨”和“偽學案”時，不得不引用告訐者的文書而已。如果純係不實之詞，我想葉當有駁詰，既然未置可否，可能朱的對手們指證揭露之事由，也不全是空穴來風，無中生有。朱熹本人也坦承自己“聵眊”，“罪多擢發”，“至於眾惡之交歸，亦乃群情之共棄”。看來，這位僅次於孔孟的二等聖人，所作所為，所行所止，恕不敬，想必是有一點偽君子味道的。
其實，朱門弟子大可不必做此手腳，在敝國，不偽君子者，又有幾何？即是比朱聖人大得多的孔聖人，也不能例外。
有一次，一號聖人到了衛國，國君靈公的夫人南子，邀他同坐在一輛車上，穿街過巷，招搖過世。這大概是孔丘一生中少有的浪漫行徑，一位香噴噴的，相當性感的女人，同他保持著零距離的接觸，作為一個“食色性也”的魯國男子，有沒有足以自持的定力，坐懷不亂，那且當別論。不過，這位把持朝政，作風淫亂的寡小君，聲名十分狼藉，他老人家的門生子路，很看不慣他為南子驂乘。如果你老人家要解決荷爾蒙過剩的問題，哪怕隨便在桑間濮上，找一個良家婦女，也比這騷貨強。因而對老師在車上“弗洛伊德情結”的舉止，大不滿意。孔夫子急了，對學生賭咒發誓：“如果我做了不正當的事情的話，上天厭棄我吧！上天厭棄我吧！”（見《論語》）
夫子死乞白賴地拚命辯解，很難說不是做賊心虛的緣故，誰能保證老爺子守著如花似玉的美人，而不心旌蕩漾呢？因之，時下一些具有獻身精神的年輕女作家，欲登文壇，必先把評論家搞定。因為她也吃準了，任是鐵石心腸，也經不住一脫，聖人尚且想吃南子的豆腐，何況性腺發達的評論家呢！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絕對透明純淨的，無遮無掩的，不藏不蓋的，三點成一線，直來直去的真君子，又有多少？凡人必偽，幾成定律，隻是在偽的惡劣程度，壞（動詞）人程度上的有所區別罷了。一般而言，偽君子，是有其三部曲的過程。第一，說一些並非自己想說的話，做一些並非自己想做的事，是為初級階段；第二，那些不想說的話，說得順溜起來，那些不想做的事，做得順手起來，漸漸地入港了，是為中級階段；第三，不想說的話，說到嚴絲合縫的地步，泰山崩於前色不變，不想做的事，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麵不改色心不跳，是為高級階段。到達這個台階上，便是有資格“立德立言”的社會賢達，國家棟梁。數千年來，中國的大人先生們，哪一個不是這樣曆練過來的呢？
不過孔丘之偽，估計尚在初、中級階段，還不得不向學生發毒誓以自辯。而朱熹之偽，就偽得坦然自如，不動聲色，顯然，青出於藍勝於藍，孔夫子當自慚弗如。看他在收拾那個色藝雙絕的台州營妓嚴蕊時，眼都不眨一下，盯著那漂亮女郎的美妙胴體，一鞭一鞭地抽得皮開肉綻，心中好不快活的同時，嘴上卻在義正詞嚴地批判，得到弗洛伊德性虐狂的大滿足，又做出正人君子的冠冕堂皇狀，說明朱的偽，是上了層次的非同小可的偽。所以說，這部記敘朱熹行狀的《四朝聞見錄》，是研究此人的重要著作。幸好他的後人不是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否則，我們就看不到聖人背後其實更近乎人的原生態的一麵了。
很遺憾，關於作者葉紹翁本人的史料，卻所知甚少。不過，有一首膾炙人口的七絕，千年傳唱下來，幾乎被大多數文人雅士所熟知。
你絕有可能背不出朱熹的詩，但這首，你一定有印象。
應憐屐齒印蒼苔，
小叩柴扉久不開。
春色滿園關不住，
一支紅杏出牆來。
（《遊園不值》，見《靖逸小集》）
詩寫得很精彩，至少在朱熹的《南山集》裏，很難找到這樣動感十足的詩句。朱的詩，乏靈韻，多呆板，好議論，少情趣，這恐怕與他害了後人，也誤了自己的理學有關。葉詩的最後一句，想不到成了港台地區經常用來形容妻室外遇的隱喻詞，這自然不是詩人的原意。若以文衡人，似可想象這位詩人，是既風流，又浪漫的，不像朱熹，一副布道麵孔，一副教父神氣，讓人很討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