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的困獸猶鬥，堅忍不拔，你不能不服。第一，蟄居十七年，生存狀態惡劣是不必說的了。到處碰壁，從不喪氣，始終圖明日之計；忍辱負重，含辛茹苦，努力求東山再起。你可以否定他的人格之賤，但你得佩服他的精神之強。第二，在惶惶然如喪家犬，在人人喊打如過街鼠的十七年間，絕不頹唐，筆耕不輟，寫出在文學史上能留存下來的這部《燕子箋》。你可以鄙視其人，但你卻不能不讚賞其文。所以，《明史》在其本傳中稱他：“機敏猾賊，有才藻。”
說實在的，這七個字，也就隻有阮大铖當得起。
我們通常所謂的小人、壞蛋、敗類、蟊賊、混賬、惡棍、偽君子、假道學之輩，並不是都“猾賊”又“機敏”，而具“才藻”的。近些年來，在文學圈中，“猾賊機敏”者，倒是有的，可一提“才藻”二字，就鴉鴉烏了。說句不敬的話，九斤老太的“今不如昔”論，未必沒有道理，如今這些阮大铖的衣缽傳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文學小混混們，文章寫得那個臭，學養顯得那個差，有一臉狺狺然的惡相，無咬斷筋骨的犬牙，真是為之抱憾。
所以，我挺賓服這個阮大铖，他壞蛋，壞得有水平，他混賬，混得很出色，要比當下罵人罵不到點子上，打人打不到坎節處，嗓子雖高，智商卻低，放屁很響，才氣毫無的文學垃圾，不知強多少倍？
才子張岱，乘夜航船，抵金陵城，坐絲欄車，駕高頭馬，燈籠引路，前後扈從，貴賓款待，盛宴接風。張岱那篇奇文《自為墓誌銘》，阮大铖顯然沒有可能讀到，不過，他早就吃透了這個聲色犬馬的敗家子。
張岱自言：“……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於是，斜風細雨、春意盎然的石頭城裏，槳聲燈影、遺簪墮珥的秦淮河畔，迷戀在聲色中，沉醉於戲境裏的他，盡管深知主人不是東西，但姣童慧鬟，明眸皓齒，左佻右儇，不拘形跡，便咧開一張大嘴，忍不住為阮大铖鼓吹，閣下這部《燕子箋》啊！“如就戲論，則亦鏃鏃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寫到這裏，不禁伏案嗚呼！趕情，古往今來的評論家，好像都是很容易被人搞定的。當然，對付名士派張岱，一個被政治搞，而不是搞政治的書呆子，是很容易的，但是，對付人稱“小東林”的複社人物，“機敏猾賊，有才藻”的阮大铖，就玩不轉，吃不開了。
他試驗過，巴結過，賠錢賺吆喝做過蝕本買賣，然而，隻討來沒趣。
吳偉業《梅村文集》中，有一則生動的記載：“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為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閹黨也，通賓客，蓄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生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偵客雲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眾中大罵曰：‘若璫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
陳維崧在《冒辟疆壽序》中，也提到過阮大铖所受到的這次羞辱。“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寧歌者為冠，所歌詞皆出其主人。諸先生聞歌者名，漫召之，而懷寧者素為諸先生詬厲也。日夜欲自贖，深念固未有路也，則亟命歌者來，而令老仆率以來。是日演懷寧所撰《燕子箋》，而諸先生固醉，醉而且罵且稱善，懷寧聞之殊恨。”
這幾位貴公子，將阮圓海羞辱一個夠以後，似乎還不盡興，緊接著，吳應箕、陳貞慧、侯方域、黃宗羲等複社名士，又貼出聯署的《留都防亂公揭》，徹底揭發阮大铖為璫奴、為蟊賊、為鄉願、為贓官的罪行。這實在是中國文人互鬥史上，最奇特的一篇文字。竊以為“文革”期間的大字報，若是溯本追源，老祖宗應該是在這裏。毛澤東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這“第一張”三個字，值得推敲，發明權似乎不應屬於這位偉大領袖。
公揭一出，石頭城裏便沸反盈天了。
哇噻！字大如鬥，貼遍長街，路人仰觀，眾口流傳，聲勢洶湧，滿城嘩然，正氣如虹，宵小膽驚。其批倒批臭之效驗，比“文革”還“文革”。阮大铖要是生在20世紀，久經政治運動，百煉成鋼，也許成為滾刀肉，毫不在乎；可在15世紀，知識分子的臉皮子，還沒有後來那麼厚。再說，有著一部大胡子的阮髯翁，吹拉彈唱，風流倜儻，怎麼也是有過功名，做過朝官，出身世家，饒有家產的名流呀，一時間手足無措，隻好“潛跡於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兒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
後來成為清初三大學者的黃宗羲，那時還是血氣方剛之季，也欣然命筆，記錄逐阮成功後，他們這些“紅衛兵”們的勝利集會：“崇禎己卯，金陵解試……昆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山、蕪湖沈昆銅、如皋冒辟疆及餘數人（俱揭中具名聲討者），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铖，以為笑樂。”
黃的這篇快文，我馬上想到法國人的一句名言，誰笑到最後，才是真正的笑。同時，我也想起魯迅先生《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文章，“打落水狗”，是對的，可是，你要是打不趴下這條狗，它爬上岸來，至少要抖你一身水。所以，無論那四大公子，還是貼大字報的複社人物，都有笑得太早之嫌。
第一，據我半個多世紀的人生經驗，小人這東西，是萬萬不可得罪的；第二，同樣也是我的切身體會，你既要得罪，就得做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足夠準備。倘不如此，你做不到破釜沉舟的決絕，那你就趕快拉倒，打消念頭。求一時口舌之痛快，圖片刻宣泄之歡悅，打蛇打不到七寸上，隻能使小人更小，壞蛋更壞，惡棍會成為歹毒的食人族。
這就是天啟朝的東林黨人，崇禎朝的複社中人，以及能與之相呼應的清流，多年來政策上的失誤。這些人，毫無疑問，既是憂國憂民的正直之士，也是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人是好人，但好人不等於沒有褊狹愚執的毛病。由於聲氣太過相投，自然就要排他，以我劃線，對“忌者浸不能容”；由於派性情緒作怪，難免意氣用事，因此，黨同伐異，高築壁壘，硬是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化友為敵，把很多中間分子，成為自己的對立麵，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最常見，也是最難根除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