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所公認的。可是，他的偉大之處究竟是什麼，或者說，他一生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都作出了哪些曆史性的貢獻，這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清楚的。因此，在紀念張聞天90周年誕辰之際，曆史地初步地探討一下這個問題，我覺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第一，五四運動期間，張聞天與李大釗遙相呼應，在中國南方開創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傳播馬克思主義是這個偉大開端的最重要的內容。1919年8月19日至21日，張聞天在《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連續發表的《社會問題》一文，旗幟鮮明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文章明確提出，要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觀察人類社會和中國社會。他說：“要進窺中華民國的社會之先，不可不曉社會的變遷”，“按馬克思唯物的曆史觀，吾們可以曉得：社會問題經了四大變動”。他聯係中國社會的實際，提出“現在最緊要的是鏟除士大夫階級”，也就是“革命的目標”。當然，“這大約是同歐洲舊式的革命差不多。不過起革命的要是勞農界人(就是工人和農民)”。因此，他把“實行普通選舉”和政治民主作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而將由“勞動者把資本家推翻，由勞動(者)自己組織一切”作為中國革命的“第二步”。這就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最初表述。不僅如此，他在《社會問題》一文的最後，全麵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十條綱領，提出這十條綱領適用於很進化的國家。因此，《社會問題》一文的發表，是張聞天站在時代的前列，在中國南方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早文獻之一。
《社會問題》一文的重大曆史意義，還在於它發表的時間與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8月17日發表)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9月開始發表)兩篇重要論文發表的時間，幾乎是同時的。這樣南北遙相呼應，起了用馬克思主義來觀察中國社會問題的積極作用。這是19歲的張聞天為中國革命作出的第一個重要貢獻。
第二，在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關頭，張聞天促成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並取得圓滿成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黨中央在遵義召開的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會議，標誌著我們黨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個偉大的開始。通過張聞天的鮮明立場和積極行動，實現了中國黨內最有曆史意義的轉變。
1943年，張聞天在整風筆記中曾經寫道：“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誌住在一起。毛澤東同誌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共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② 中央檔案館：《遵義會議文獻》，1版，79、52、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後來，毛澤東在1945年3月10日的一次講話中也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誌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②這就說明，張聞天在促成勝利召開遵義會議上是起了大作用的。
在遵義會議上，博古作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即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議最後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年二三月間，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也寫著：“擴大會中恩來同誌及其他同誌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會議最後決定“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②這正是對張聞天這一偉大功績的曆史記錄，也是對他在中國革命偉大轉折關頭能作出的重要貢獻的充分肯定。
第三，在中國革命的曆史轉折時期，張聞天始終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35年6月至1938年3月，在中國革命的曆史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同張國燾的鬥爭，是一場最嚴重、最尖銳的路線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身負黨中央總責的張聞天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1935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後的有利形勢，確定了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但是，張國燾卻與中央的正確方針背道而馳，他不僅不主張攻打鬆潘，而且要向川康邊退卻。6月24日，張聞天在撰寫的《奪取鬆潘，赤化川陝甘》一文中，就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從戰略的高度不指名地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接著，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的會議，堅決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會上，張聞天作了總結發言，並起草了《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8月3日21時，張聞天署名下達了“萬萬火急”的在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通知：“國燾、昌浩、向前：請準於明4日10時到達沙窩開政治局會議，並請通知傅鍾、博古、鄧發、凱豐、富春趕來到會。”5日，會議在通過的決議中重申了兩河口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9月，張國燾違背兩河口會議的決定，拒絕北上。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張國燾擅自指揮紅軍南下，反對北上的分裂反黨活動。張聞天在發言中明確指出，同張國燾“右傾軍閥主義”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從退出通南巴起，已經形成了反對中央的路線。中央爭取他，采取了許多正確的辦法。會後黨中央決定：關於國燾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問題，“由洛甫負責”。1936年1月13日，張聞天致電張國燾，指出他同黨中央的爭論是政治原則上的爭論，提出他成立的臨時中央，必須自動取消。1937年3月31日，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總結發言中，指出張國燾錯誤的主要內容，分析了錯誤發生、發展和破產的曆史過程，指出這一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惡果以及全黨取得反對張國燾路線鬥爭勝利的原因等。擴大會議根據張聞天的總結，作出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1938年4月，張國燾逃出邊區，6月7日張聞天撰文詳盡而深刻地批駁了《張國燾敗告國人書》。②《張聞天選集》，1版，186—201、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總之，大量事實證明，張聞天在反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鬥爭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四，張聞天是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積極倡導者和主要製定者。
九一八事變後，張聞天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了新的認識。1933年初，中共中央發布了願同國民黨軍隊聯合抗日的宣言。11月21日，張聞天在《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宣言〉與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一文中，根據列寧要獲得大量同盟者的教導以及國民黨十九路軍發動的抗日反蔣事變，就曾尖銳地指出：“我們要堅決反對‘左’的關門主義者，這種關門主義者不知道如何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與動搖，來取得我們自己的利益。”②1935年11月17日，張聞天撰文明確指出黨所麵臨的中心問題是怎樣運用廣泛統一戰線策略進行抗日反蔣。接著，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關於如何運用統一戰線策略問題專門作了報告，提出了一係列主張和意見，包括反對關門主義。在此過程中，張聞天還將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容寫信給在前線的毛澤東。毛澤東於12月1日複電張聞天，表示完全同意。也正在這一天，張聞天在發表的《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的抗日宣言》一文中進一步指出：“教育我們的同誌，靈活地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是我們黨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必須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或‘左’的消極主義)開展最堅決的鬥爭。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之下，關門主義成了我們黨內最主要的危險。”② ③《張聞天選集》，62、85、264頁。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由張聞天主持討論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在博古發表了不同意毛澤東關於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見後，張聞天針對爭議的問題，作了與毛澤東“完全站在一條戰線上”的發言。最後，張聞天在總結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並為會議起草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936年3月20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共產國際“七大”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方針》的報告，指出：“目前的關鍵，是建立統一戰線——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②4月20日，他撰文寫了《關於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的幾個問題》，強調共產黨是統一戰線的核心。1938年10月15日，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1939年8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支持長期抗戰的幾個問題》的講話。1940年8月10日，他還撰寫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傾危險》一文，指出：“抗戰正在最困難的關頭，全國人民正仰望著中國共產黨拿出辦法來，克服困難，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執行與否，對於以後時局將起決定的影響。”他繼續強調：“為了正確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我們必須開展反對黨內關於這一政策的兩種傾向的鬥爭，即反對關於這一政策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左’傾關門主義的鬥爭。”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