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台灣《中央日報》在連載的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雲漢先生寫的《有關西安事變幾項疑義的探討》的文章中，曾經有這樣的一段話：中共對國內外宣傳，“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卻接受了中共的號召，因而發動了西安事變”，這是中共自說自演的片麵宣傳”。為了用事實說明問題，讓更多的人們進一步地明辨是非，我摘編了這份材料。
西安事變前，甚至更遠以前，我黨與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都有過不少接觸。從時間上看，最早還是從楊虎城將軍開始的。
(一)1923年春，共產黨員魏野疇應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的邀請，任該校的國文和英語教員。這時，楊虎城正住在榆林。經杜斌丞的介紹，楊虎城結識了魏野疇。在楊和魏的長期而頻繁地來往交談中，不僅使楊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認識，而且使楊通過魏與中國共產黨取得了聯係。曆史已經證明，楊和魏的結合，在楊的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並且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1925年5月，在魏野疇等的領導下，陝西青年掀起了反對北洋係的陝西督軍吳新田的“驅吳運動”。指揮機關就設立在楊虎城部駐地三原縣。而楊虎城的部隊也成為這一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不久，當吳新田率部向漢中撤退時，楊虎城立即率部追擊，取得了驅吳運動的勝利。
(三)1925年7月，楊虎城在耀縣創辦了一個“三民軍官學校”，邀請魏野疇同誌為該校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劉含初、趙葆華、呂佑乾任政治教官。從此以後，一直到西安事變前，楊虎城部隊內始終有中國共產黨組織。
(四)1926年4月初，直係軍閥劉鎮華又率軍於西安城下。剛剛由北京回到陝西不久的魏野疇，立即前往三原參加楊虎城召集的軍事會議，共同研究抗擊劉鎮華部進攻的軍事部署，並決定進行長期的軍事鬥爭。結果，堅持了八個月的西安守城鬥爭，直到11月28日勝利解圍。
(五)1927年8月，經中共陝西省委同意，魏野疇接受楊虎城的邀請，到豫東馬牧集楊部去開展工作。不久，南漢宸、蔣聽鬆也先後到了楊部。三人隨軍到了安徽太和縣。楊虎城任命蔣聽鬆為軍部秘書長，魏野疇為軍部政治處長，南漢宸為軍事政治幹部學校校長。這時，楊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已有200餘人。
(六)1927年9月，中共皖北特委書記曾曉淵(公開身份為第十九軍政治部主任)，在太和縣城召開了有楊虎城、高桂滋、蕭之楚、王金韜四支部隊領導人參加的座談會，魏野疇應邀出席，共同商討出路和前途問題。
(七)1927年冬，中共陝西省委多次派人與魏野疇聯係，送文件，傳達省委對楊部工作的指示。魏根據上級黨委的指示精神，多次與楊虎城談心。楊表示，歡迎共產黨同他繼續合作。
(八)1928年春，中共皖北特委準備發動武裝暴動，向大別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特委幾個領導人和楊虎城多次商議，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楊認為：應先發展組織，充實力量，最重要的還是把軍事政治幹部學校多辦幾期，訓練一大批基層幹部，打好基礎不必急於暴動。
(九)1930年夏，共產黨員南漢宸又來到楊虎城軍中，楊命南負責考慮籌劃組織陝西省政府的各項問題，以及入陝後的政治措施。從此，南漢宸即成為楊虎城為主席的陝西省政府的秘書長，代楊主持省政府的各項工作。當時，楊認為，今後的主要問題是對付蔣介石，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隻有中國共產黨才是可靠的。因此，楊曾打算同蘇聯打通關係，並與陝北蘇區配合起來，另創一個新局麵。總之，楊和共產黨的關係，自南漢宸這次回到楊部以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十)1933年春，紅軍第四方麵軍到達川北地區，駐漢中的孫蔚如向楊請示方針。楊虎城表示：最好是互相取得默契，根本不打。楊遂授意杜斌丞尋找關係前往川北聯係，而川北紅軍也派代表駐漢中聯係。最後，楊虎城的代表與紅四方麵軍的領導人在通江地區會晤，並達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協議。
(十一)1933年夏，在抗日同盟軍被蔣介石壓迫準備結束前，共產黨員許權中領導的部隊原擬向西撤退，中共黨組織曾派楊曉初見楊虎城，希望楊虎城能予以便利，並給以物質支援。楊表示同意。後因該部沒有西撤而未行。
(十二)1935年夏秋，東北軍移駐西北。11月，北平地下黨委托高崇民去西安說服張學良不要追隨蔣介石打內戰。高對張直言不諱地說：“你不要用舊眼光看紅軍，須知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黨，是從廣大人民利益出發的，所以百姓歡迎。紅軍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成一家人，如魚得水。因此，按道理是不應該‘剿’的，按力量也是‘剿’不了的，因為你不能把老百姓消滅淨盡。蔣介石用盡全力‘剿共’八年，也未如願，今紅軍北上抗日，卻讓東北軍來西北‘圍剿’，這是陰謀。因為兩敗俱傷是蔣的願望，傷哪一邊也是蔣的勝利。你是保存東北軍實力，收複東北老家呢，還是隨蔣內戰同歸於盡？”高崇民的這一番話，深得張學良的讚同。後來，張又要高去楊虎城處，以溝通東北軍和西北軍之間的關係。西安事變時，高崇民是張學良、楊虎城的政治參議機構“設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參與起草了八項主張，通電全國。1946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十三)1935年11月，中國共產黨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漢宸委托楊虎城駐北平的代表申伯純到南京，向楊虎城報告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確地提出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主張，楊虎城看到這個宣言，幾乎有絕處逢生之感。他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這一英明決定，願和共產黨談判，並請南漢宸派人到西安研究實行合作的具體辦法。不久，張學良也知道了“八一宣言”的精神。
(十四)1935年11月間，在陝北的紅軍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曾多次寫信給東北軍、西北軍的高級將領，希望他們“顧全民族大義”，共同抗日。
(十五)1935年12月初，毛澤東、彭德懷派汪鋒同誌到西安和楊虎城聯係，希望聯合抗日。毛澤東給汪鋒說：對楊虎城部要有個分析，多鼓勵抗日士氣，少述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進步的，少看落後的……毛澤東、彭德懷在給楊的信中說：“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具備，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願求同誌，倘得閣下一軍，聯鏢並進，則山河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全軍之力。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隻問今日在民族危急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之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於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這封信，對楊虎城認識形勢，了解我黨的政策，下定聯共抗日的決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汪鋒同誌在西安住了一個多月，和楊虎城做過三次長談。當時，楊最關心的，是紅軍如何幫助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行動。
(十六)1936年1月，楊虎城要求南漢宸派人來西安麵商。中國共產黨在天津的北方局負責人王世英，親自到西安與楊虎城商談。雙方達成了實行合作的原則協議。之後，王世英和汪鋒同路回陝北向毛澤東同誌彙報請示。在毛澤東同誌批準四項合作的原則協議後，由王世英到韓城向楊通知。
(十七)1936年春，黨派王炳南到西安，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他住在楊虎城私邸的後院。除對楊講授唯物史觀一類政治理論書籍，與楊談國內外形勢及各項重要問題外，在楊的軍事教育單位任政治教官，並受楊的委托改造十七路軍部隊。楊又把王炳南介紹給張學良，並很受張的重視。王炳南利用父親王寶珊在陝西的聲望，在西安廣泛開展活動，對於西安事變的醞釀與籌劃，發生了重大的作用。
(十八)1935年9月至11月間，東北軍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與紅軍作戰。一○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被俘後，通過參觀學習，提高了覺悟，衷心讚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自願做溝通紅軍與東北軍關係的使者。他向彭德懷建議說，張學良、王以哲都有抗日的要求。如果張學良了解紅軍的意圖，在抗日問題上是可以與紅軍合作的。周恩來、彭德懷還親自找高福源談話，交給任務，派回東北軍，向張學良、王以哲等重要將領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也對高說：張學良如有誠意，中國共產黨可派正式代表前去談判。同年底，高福源返回東北軍，王以哲密送高見張。張學良聽後，立即指定高福源回蘇區去請中國共產黨派代表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