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深入研究西安事變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是我國現代史研究工作者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根據有關文獻資料，從以下四個方麵作一初步探討。
打破了蔣介石“剿滅”紅軍的迷夢
1936年的陝北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向全世界宣告它是一支不可戰勝的人民軍隊。紅軍是抗日的先鋒隊，紅軍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可是，在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卻不顧一切地要發動對紅軍的第六次“圍剿”，妄圖在一個月之內，徹底剿滅陝北紅軍。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1935年9月，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張學良為副司令，並代理總司令的職務。張學良就職後，即率十萬之眾，向陝北紅軍發起第三次“圍剿”。
1935年12月19日，蔣介石對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說：“中國共產黨可以合法存在，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允許政黨有自己的軍隊。”西安事變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1版，16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1936年2月23日，蔣介石下令調國民黨軍隊30萬人入晉，以堵截陝北紅軍東渡黃河進行抗日，同時又下令東北軍、十七路軍進擾紅軍後方。企圖把紅軍圍困在陝北地區，待兩廣事件處理結束後，集中力量解決共產黨的問題。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認為陝北紅軍在軍事上已走到絕境，親自到西安布置反共軍事，並向張學良、楊虎城宣布了進一步“剿共”的計劃。10月27日，蔣介石在長安王曲軍官訓練團向中、高級軍官進行剿共動員說：“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變紀實》，1版，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月29日，蔣介石到洛陽做了一係列“剿共”部署，並調集30個師的嫡係部隊，擺在漢口至鄭州、鄭州至靈寶的鐵路線上，下令擴大西安、蘭州的飛機場，要求容納100架轟炸機。10月30日，張學良約閻錫山一同去見蔣介石，陳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必要性。結果，蔣介石說：“紅軍已成強弩之末，隻要大家努力，短期內不難徹底消滅。”《西安事變簡史》，33頁。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又到了西安，對張學良、楊虎城宣稱：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的處置。12月7日，張學良破釜沉舟，陳說利害，由“勸諫”到“哭諫”，結果激怒了蔣介石，他把桌子一拍，大聲地說：“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西安事變簡史》，34頁。
12月9日，蔣介石令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12月11日，蔣介石召集中央軍將領和張學良、楊虎城、於學忠等宣布軍事計劃，並決定在12日發布第六次“圍剿”紅軍的命令。
於是，一場新的大規模的“剿滅”紅軍的內戰立即就要爆發。在這緊要的關鍵時刻，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忍無可忍，他們從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出發，決定立即采取軍事行動，扣留蔣介石。12月12日淩晨6時，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這就首先打破了蔣介石徹底消滅紅軍的迷夢。從達成的協議來看，不僅曆史地宣告了10年內戰的勝利結束，而且也宣告了25年的軍閥混戰的勝利結束。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蔣介石公開承認他最後“剿滅”紅軍夢想的破產。1937年2月，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引言中非常痛心地說：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競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墜於一旦。”同年2月18日，他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關於西安事變的報告中，開頭就承認：謹報告者，中正於去年12月以西北剿匪軍事按照預定計劃，半月至一月間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陝親加督促；不圖張學良等突然構亂，致有12月12日之事變。
第二，宋氏兄妹擔保了停止“剿共”的承諾。1936年12月22日，蔣介石同意由宋氏兄妹出麵談判，對雙方商定的條件蔣介石以“領袖的人格”作擔保。當天，西安方麵要以八項政治主張為談判基礎，宋子文同意。這八項政治主張的第二項就是：“停止一切內戰。”24日，在經過談判達成的六條協議中，第五條就是“宋子文、宋美齡擔保停止剿共”。當晚，宋美齡又一次地表示：以後不“剿共”了。
第三，蔣介石作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 1936年12月24日晚，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周恩來會見蔣介石時，蔣向周表示了三點，其中第一點就是：“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西安事變紀實》，157頁。12月25日下午4時，蔣介石在機場對張學良、楊虎城將軍重述了他答應的條件，一再表示：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不僅如此，1937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來在杭州同蔣介石談判時，蔣還表示：他決不再打紅軍。
第四，蔣介石同意紅軍編為第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在7月17日宣布承認陝甘寧邊區，要紅軍改編為三個師，日軍進攻上海以後，蔣介石希望紅軍立即開赴前線，8月19日他同意陝北紅軍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總指揮部，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下轄三個師。8月22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上述改編紅軍的命令。八路軍一經調赴華北前線，就成為抗日的一支生力軍，並且經過八年抗日戰爭的鍛煉，人民軍隊更加強大了，從4萬多人發展到127萬人，民兵發展到220萬人。這是西安事變的曆史收獲。
警告了中國最大的政治獨裁者
1936年，蔣介石已成為中國曆史上一位最大的政治獨裁者。除陝甘寧邊區以外，他幾乎統治著整個中國，他不僅掌握著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而且一切大小軍閥都得聽從他的指揮。西安事變前，他的政治獨裁氣焰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1936年冬，在國難深重的形勢下，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他拒絕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確主張，也不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要大打內戰。他甚至給自己的嫡係軍隊發了這樣一個命令 ：“侈言抗日者，殺無赦。”
1936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國會的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王造時等七人。為此，張學良後來麵對蔣介石說：“蔣委員長這樣專製，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 《西安事變簡史》，51頁。
1936年12月9日，西安萬名學生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通過了《為督促政府動員全國兵力抗日停止內戰的宣言》，當學生列隊去臨潼向蔣介石當麵請願時，蔣立即命令張學良加以製止，若學生不服從，就“格殺勿論”。
1936年10月22日至12月7日，張學良、楊虎城代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體將士，多次建議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經過“勸諫”和“哭諫”的痛切陳說，結果都遭到蔣介石的“訓斥”，並且聲稱：在“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陳力：《葉劍英同誌在西安事變前後》，見《中共黨史資料》1984年第9輯，181—182頁。。這時的蔣介石誰人去勸說，都是絕對無效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西安事變以前，蔣介石堅決地處理了福建事變和兩廣事變。而這兩次事變，既沒有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也沒有收到聯合反蔣的效果。也就是說，不論是國民黨的蔡廷鍇、李濟深，還是國民黨的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都沒能用宣布破裂、成立革命政府、搞通電、發宣言的方式說服蔣介石抗日救國。一句話，都沒有達到警告蔣介石的目的。既然如此，在蔣介石看來，張學良和楊虎城也就不在話下了。
在張學良的心目中，民族利益是居於首位的。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張學良就通電響應加入中國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並捐款援助。1926年12月13日，陳獨秀在漢口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上的報告中就曾經指出：“中國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是1922年國際第四次大會討論東方問題時決定的策略。這個策略決定後，至1925年‘五卅’才廣大的實際應用出來：此時民族的聯合戰線，亦即所謂‘赤的聯合戰線’、‘五卅’運動之成功，就是民族聯合戰線之成功。當時這個戰線非常擴大，自工人以至軍閥莫不加入這個戰線(當時張學良、孫傳芳等，都通電響應，捐款援助)，一時民眾勢力非常發展”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1版，171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張學良的這一步邁得很有意義，以致使他後來起了反蔣的念頭。1932年9月15日，中共湘鄂贛省委在《湘鄂贛省委緊急通告(第四號)——抓住目前客觀環境的轉變加緊進攻敵人，鞏固與恢複蘇區工作的又一指示》中，在談到最近國內的消息時指出：“北方除石友三已公開反蔣外，最近的事實，有甘肅馮之舊部隊……這些消息已證明北方問題日趨嚴重，韓複榘、馮閻及吳佩孚已開始反蔣，甚至張學良亦將要馬上繼續石友三實行反蔣的軍事委員。”《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2輯，5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