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膚施會談合作抗日時，認為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義反對，不好辦。蔣介石錯在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做艱苦工作扭轉他。這時，張學良明確提出：你們從外麵逼，我從裏麵勸，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
至於“對蔣介石在政治上始終沒有存在過任何幻想”的楊虎城，在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叛革命後，他不但不願投蔣，對蔣的獨裁不滿，進而有作賀龍的願望，積極申請參加中國共產黨，並在1928年10月9日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允(當時因故未能履行入黨手續)。這樣，從1930年起一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為止，蔣、楊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當楊虎城回陝後就曾表示：今後我們的問題，將是如何對付蔣介石的問題了。換言之，蔣介石將成為我們的主要敵人。他認為：和蔣介石鬥爭，首先必須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因此，在楊虎城與張學良建立了合作關係之後，他們堅決地舉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積極主張逼蔣抗日。1936年12月9日晚，楊虎城向孫蔚如、趙壽山、孔從周宣布說：“蔣介石不顧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堅持內戰，竭力挑撥我們和東北軍的關係。這次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決定大舉‘剿共’，實際上也要消滅我們和東北軍。我和張先生(學良)決定硬幹，要幹就徹底幹下去，把蔣介石抓起來。”《楊虎城傳》，117頁。是的，“把蔣介石抓起來！”這可以說是楊虎城早在五年前設想的對付蔣介石必須在政治上有自己的那種做法吧！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勸蔣失敗後，斷然采取“兵諫”的辦法，把蔣介石拘了起來，以便在特定的條件下，促其反省，逼蔣抗日。對此，毛澤東曾經深刻地指出：“西安事變開頭還是一種反蔣起義，隻是通過我們的努力這種性質才起了變化。”彼森：《訪問毛澤東》(1937年6月22日)，見《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2期第5頁。實際情況也正是這樣。
專製獨裁的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他會有西安事變這一天。因此，在他被拘後，態度十分頑固，不僅拒絕與張學良、楊虎城交談。並且以死相威脅。12月14日，端納見蔣後，態度才開始有所轉變。12月15日，張學良第一次向蔣宣讀了八項主張，同蔣介石討論了抗日問題。以周恩來為首的紅軍代表團到達西安後，立即向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闡明了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同時，還對十七路軍的一些軍官說：蔣介石已落在我們手裏，有可能聽我們的意見。他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自己會有選擇的。我們把他扣起來，決不是對他要搞什麼報複。
西安三方麵和蔣介石的代表宋氏兄妹進行了談判，談判達成的協議，又經蔣介石同意。那麼，蔣介石本人當時具體的諾言是什麼呢？就是：“決不打內戰了，我一定要抗日。”《周恩來選集》上卷，1版，1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多次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實現，你們放心，假如以後不能實現。你們可以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西安事變簡史》，93頁。於是，中國最大的政治獨裁者蔣介石被迫收起了蓋莫予獨的那一套。這是西安事變的巨大魔力，這是人民的意誌和力量的巨大威力。對此，毛澤東在紅軍大學用“毛驢上山”的故事生動形象地比喻說：陝北毛驢很多，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日的，我們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幹就打他。西安事變就是這樣。
在曆史和事實麵前，1937年1月21日，馮玉祥說：“他(指蔣介石)今後還有臉再打內戰嗎？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西安事變紀實》，183頁。可見，這次警告對蔣介石烙印之深，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是看得很清楚的。1948年10月10日，馬敘倫在《辛亥革命的追憶》一文中也說：“他(指蔣介石)原本無意抗戰的，正怕一經抗戰，他據有的權力會被削弱的，換句話說，他的西洋鏡會被拆穿的。但是，人民對日本的侵略怒吼了，‘西安事變’給了他嚴重的警告，他曉得違反了人民的要求，自己要過不得身的(他從西安回南京的時候，對他部下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才決定了抗戰。”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宣傳部編：《馬敘倫政論文選》，1版，352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可見，這次警告對蔣介石烙印之深，各界人士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曾經寫道：“餘等深知此次事變，確與曆來不同，事變之如此結束，在中國之政治發展史中，可謂空前所未有。”這話說得很對。正是由於張學良、楊虎城斷然采取“兵諫”的辦法，扣留了蔣介石，獲得了協議，達到了逼蔣抗日的目的，才放他回南京的。這在中國的政治發展史中，真可謂是空前所未有的。
奠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首倡者。早在1931年，當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在9月20日就立即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指示，怒斥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東三省，指出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加緊侵略而來的是中國民眾反帝潮流的高漲，提出黨在目前的中心鼓動口號是：“工農武裝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1版，471—4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33年1月17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共同抗日宣言》中又說：“我們在去年四月已經號召全國民眾與我們一起共同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現在，“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中國民眾麵前宣言：在下列條件之下，中國工農紅軍準備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2)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547頁。1934年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再次表示：“隻要進攻蘇區的武裝隊伍接受我們提出的三個條件，那我們工農紅軍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隊之後，全部出動，同全中國一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並且指出：“一切抗日的民眾，都是我們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裝，都是我們的同伴。我們都應該聯合起來。一切禁止與壓迫我們抗日的個人團體與武裝隊伍都是漢奸賣國賊，我們應一致起來消滅他們。”《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1版，1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這就表明，中共中央在國家危亡的嚴重關頭，麵對國民黨反動派不斷對紅軍的“圍剿”，一直在考慮著如何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大問題。
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即《八一宣言》)中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因此，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二)，1版，28—31、50—5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35年12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會議，在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明確指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它表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殖民地，中國革命將準備進入全國性的大革命。這也是目前時局的基本特點。在這種形勢下，“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決議強調：“隻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②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從《八一宣言》到瓦窯堡會議，不僅在思想上、理論上，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而且在實際工作上，首先是和張學良、楊虎城取得合作，在西北地區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不僅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而且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忠誠實踐者。1934年1月2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中央為福建事變第二次宣言》中就提出了“抗日反蔣”，《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594頁。的口號這個口號，直到西安事變前幾個月都是正確的。後來，即1936年3月4日，張學良在洛川與李克農會談中，曾提出一個尖銳而又現實的問題：為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他認為，中國的國家力量——軍權和經濟實力，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同時蔣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因此，抗日必須聯蔣。同年4月9日，張學良在膚施與周恩來會談時，又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包括蔣介石在內的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已經變化著的情況，為了把西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向全國，慎重地考慮了張學良提出的這個意見，認為他講的有道理。於是，黨中央在5月5日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就沒有反蔣的字句，而使用了“蔣介石氏。”《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200頁。的提法同年9月1日，由中央書記處發出了《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開頭就說：“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二)，75頁。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製定的“逼蔣抗日”的總方針就是接受了張學良的正確意見，並在西安事變中得到了生動的實踐，從而為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周恩來說：“我們的主張把全國人民振奮起來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全國抗戰。這樣，抗戰是逼成了，談判也算逼成了，統一戰線也算逼成了。”《周恩來選集》上卷，1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