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他們在崇尚標榜詩賦文章的同時，兼學兼通的多是傳統的孔孟儒術，而非程朱的性理之學。
經邦理財群，這個群體的人員，通常以治國經邦為直接任務，或喜好謀劃經略，或善於理財會計。郝經、趙璧是其代表人物。
郝經是澤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縣）人，金朝亡後，僑居保定，充世侯張柔家塾教授。郝經雖然“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但又強調“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為利益拘”，“不作章句儒”，立誌“務為有用之學”，“以複興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所以他平時不去理會朝政，常在家中治學。
應召赴藩邸後，郝經充任重要謀臣，上下千年，旁征博引，援據古義，為忽必烈進獻許多救治時弊的良策。忽必烈極喜其所言，凝聽忘倦，在日後的施政中多有采用。
趙璧為雲中懷仁（今山西懷仁縣）人。1242年被忽必烈召至漠北駐地，是忽必烈最為親近的漢人侍從之一。
忽必烈讓自己的王妃親自為他縫製衣裘，派他馳驛出使八方，前去招聘名士王鶚、姚樞等人。還命其學習蒙古語，在馬背上替忽必烈譯講《大學衍義》。
忽必烈稱趙璧為秀才，那是因其頗善於草擬表章文檄，且教授蒙古生徒儒書。
然而，他“刻意吏學，以經濟為己任”，後又“經畫饋運”，“手校簿書”，忽必烈任命其為中書右丞，平章政事，製書中亦有“素閑朝政，久輔聖躬，柱石廟堂，經綸邦國”之語，所以更像是一位經邦理政的機敏儒吏。
除此以外，“能理財賦”“調軍食”的李德輝；“博學有經濟器”的張德輝；文武才兼備、“有經濟略”的商挺；被忽必烈命為撫州長、“城邑規製，為之一新”的趙炳；擔任邢州安撫司和陝西宣撫司幕官的趙良弼；“盡通諸國語”、後任治國用司副使的張惠；出身察必皇後斡耳朵媵人，又與李德輝“偕侍潛邸”的阿合馬等，也基本屬於這一群體。
宗教僧侶群，這一群體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吐蕃薩加派僧師八思巴、禪宗僧人海雲、太一道教大師蕭公弼等。
此群體人數不甚多，但對忽必烈的個人宗教信仰，以及日後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和治理吐蕃，影響卻頗大。
王府宿衛群，顧名思義，這一群體是由忽必烈王府怯薛宿衛士組成。如廉希憲、董文用、董文忠、賀仁傑、阿裏海牙、許國楨、謝仲溫、姚天福、高天錫、謁隻裏、昔班、闊闊等。
這些人都來自不同的種族，他們有著不同的膚色和語言，但都負責王府平時的生活服侍和護衛工作。
除廉希憲以外，王府之中的宿衛大多不會發表自己的政見主張，也很少參與藩邸的治道問答。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在忽必烈心目中的地位，他們始終是忽必烈最信賴的藩邸人員。
以上的六個群體，隻是根據他們的基本特征而進行了粗略劃分。但事實上，這六群體當中的部分人員在誌趣流派等方麵都會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或複合。然而，這六種類型或群體的劃分，使我們對“金蓮川幕府”的構成以及內部人員與忽必烈的關係一目了然。但不可否認的是幕府內製度還不夠完善，這種粗略的劃分有一定的局限性。
忽必烈對“金蓮川幕府”的形成及其內部人員的態度也相對比較理智，他知道幕府之中的這些人所持的主張和懷目各不相同：有的希望能夠通過這個機會獲取更多的賞賜；有的希望能借助這個機會免除本派門人的勞役賦稅；有的則希望能夠抓住這個機會大展宏圖，施展自己的才華，借此改善民眾的生活，實現中國統一；還有的主張以華化夷，促使蒙古文化與漢文化逐漸融合。
此時的忽必烈，對這些人大致是禮賢下士，兼容並蓄，沒有明顯地抑此褒彼，以多聽多問為主，擇其有用有益之處而從之。即使是對個別不友好、不合作的人，也不發怒、不失禮。
“金蓮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動吸收漢法製度，與中原士大夫實行政治聯合的一個良好的開端。它加強了忽必烈為代表的蒙古貴族與漢族士大夫之間的彼此溝通和認同，對忽必烈履行其總領漠南的使命，也發揮了極其深刻而積極的影響。
由於這些士大夫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漢世侯幕僚屬吏，“金蓮川幕府”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忽必烈和漢地世侯之間的聯係。
從長遠來看，它又為元帝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會支持以及官員儲備。
中統至元間，這些幕府侍從“布列台閣，分任嶽牧”，成為忽必烈政權的最主要班底。他們有關漢地統治方式的一係列理論，也為忽必烈君臨整個華夏描繪了一幅行之有效的政治藍圖。
簡而言之，此藍圖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麵內容：一是以漢法治漢地；二是原有蒙古製度參考漢地等先進方式予以變通，以適應一君統治南北兩方的形勢需要。之後，忽必烈總領漠南以及其建立元朝的整個政治生涯，基本上都是基於這幅藍圖得以實踐和發展的。
蒙哥初即汗位時，忽必烈便以皇太弟身份日侍聖駕，開始涉獵汗廷決策圈。他論奏時務之急，為汗兄出謀劃策。
對皇弟忽必烈的上奏，蒙哥汗基本是言聽計從，予以施行。而這些奏言多為藩邸謀臣劉秉忠和張文謙一手策劃和擬定。
不久，蒙哥汗降詔：“凡軍民在赤佬溫山南者”，皆聽皇弟忽必烈統轄領治。這是忽必烈總領漠南之初的管轄範圍和權限內容。
蒙哥汗這樣安排，是為了讓其親弟弟忽必烈替他執掌漠南軍政大權，從而對付窩闊台係、察合台係諸王等敵對勢力。
忽必烈及其王府官屬更是為之歡欣鼓舞，大排宴席而慶之。唯有王府文臣姚樞沉默寡言，顯得心事重重。
忽必烈覺得事出有因，宴會結束時，急忙詢問：“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姚樞回答道：“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庭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唯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
忽必烈一聽，頓時大悟，深知慮所未及，未曾遠謀，馬上派人以姚樞的意見上奏，並獲得蒙哥汗的批準。於是，忽必烈的權限和使命，就由軍民兼領縮小為唯掌軍事了。
自請唯掌軍事，使蒙哥汗與忽必烈的權力衝突沒能過早發生，從而也給忽必烈在總領漠南期間幹一番事業帶來了異常寶貴的機會。
另外它還說明：總領漠南的忽必烈已經十分成熟幹練，他身旁的謀臣侍從也都是能臣智士，絕非等閑之輩。
在選擇駐屯地點上，忽必烈也善於聽取部下的正確建議，不拘泥於草原遊牧的傳統，從而作出理智的決策。
剛開始受命總領漠南時，忽必烈對木華黎孫霸突魯說道：“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
霸突魯答道：“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
忽必烈聽此言，非常感慨地說：“非卿言，我幾失之。”
忽必烈將回鶻（畏兀兒）當做首選駐屯地，因為該地是突厥後裔棲居之處，在風俗和生活方式上與蒙古人都極為相似。
而“幽燕之地”，在遼、金兩朝一直是國都和政治中心，木華黎國王受命經營漢地和燕京行斷事官設立後，該地在極短時間內便成為蒙古帝國在漢地的大本營。
當忽必烈聽到霸突魯陳述駐屯幽燕更有利於經營中原和江淮等廣大區域之時，便不再留戀或拘泥於回鶻（畏兀兒）地和蒙古草原遊牧民的親和性，毅然改變原來的主意，最終選定幽燕一帶為自己的駐屯地。
1256年，忽必烈命劉秉忠占卜選擇金桓州東、灤河北之龍崗，修築開平城，以作為大軍在漠南的固定駐所。開平，北連朔漠，南製中原，地理上十分適合於忽必烈總領漠南的政治軍事需要。
忽必烈執掌漠南軍事以後，對漠南的民事刑法，也予以極大關注。
其實，蒙哥汗新任用的燕京等處斷事官牙魯瓦赤和不隻兒負責管轄漠南漢地的財賦司法。兩人上任當天便誅殺二十八人。其中一名偷盜馬匹的犯人，本已施杖型而被釋放。恰巧有人獻上環刀，不隻兒下令追回已釋放者，親執環刀而斬之。
忽必烈得知此消息後，嚴詞指責道：“凡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今一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複斬，此何刑也？”不隻兒聽完，驚愕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還有一次，王府侍臣趙璧竟然敢在蒙哥汗駕前申斥燕京斷事官牙魯瓦赤以舊印妄請複用。還提議說：“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事後，連忽必烈都說：“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這些事情都充分說明，那段時期總領漠南的忽必烈與燕京斷事官之間的關係，已經多多少少有些緊張了。
不久，依照蒙古帝國慣例，藩邸近侍孟速思也在忽必烈位下擔任燕京行台斷事官。
忽必烈遠征大理途經六盤山時，許多地方官聞訊陸續趕來晉見，多為就自己“官資之崇卑，符節之輕重”，請求忽必烈開恩庇護。
隻有延安路兵馬使袁湘麵陳本路軍戶困乏之弊並就之提出了相應的革除辦法。忽必烈采納了袁湘的意見，並給予極大讚揚。而對其他官吏言私不言公的做法，一概責備訓誡。鞏昌總帥汪德臣也來稟告新城益昌賦稅徭役免除等事宜，忽必烈亦給予了批準。
如此一來，總領漠南的忽必烈在陝甘一帶也留下了體恤百姓疾苦和秉公不徇私的好聲譽。